依偎于今魂与古胎之间——诗界革命与南社关系考辨

南社在注重发挥诗歌社会功用的文学观念上与“诗界革命”取得了共识,但二者对诗学传统与诗歌的具体功能的体认上却有很深的差异,无论是对诗歌功能的体认还是对诗歌形式的变革,南社诗人与“诗界革命”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南社诗歌是“诗界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诗界开一新壁垒"--现代性视野中的梁启超诗体变革理论

被称为"诗界革命"的梁启超诗歌理论主张包含了复杂变化的新诗体创建追求.他主张突破传统诗歌体式的局限,从外来文化吸取营养创建新诗体.这一主张包含着文体变革观念与文化化合观念,是文学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设计的产物.     

试析梁启超诗学的启蒙主题

梁启超将启蒙作为其诗学主张的核心主题 ,并自觉地将这一主题贯穿于其诗学体系之中。他明确提出诗歌要用当时的新语句来表达新意境 ,诗歌要表现近代世界新兴的社会理想、哲学观念及其自然科学、物质文明 ,宣传当时欧洲先进的精神思想 ,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变革服务。启蒙是梁启超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他诗学的基础 ,是理解他诗学主张的关键。     

南社与“诗界革命派”的异同

南社在注重发挥诗歌社会功用的文学观念上与“诗界革命派”取得了共识 ;创作上 ,南社依然保留着“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痕迹。但二者对诗学传统与诗歌的具体功能的体认上却有很深的差异。“诗界革命派”否定固有的诗歌传统和文化学术传统 ,企图通过建立新的学术根基 ,创作出输入西学的新诗。南社则选择了复社几社复兴古学的文化精神 ,诗宗唐音、词尚五代的审美趣味 ,以及用诗歌反清排满的社会功能 ,它们互为表里 ,显示出南社与“诗界革命派”的同中之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急遽变化,为适应中国新诗变革的需要以及外来诗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诗歌理论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诗界革命"论者到王国维、青年鲁迅再到五四诗歌革命先驱,一大批诗人、诗论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色的诗歌观念、主张,逐步实现了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这种哲学精神的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属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范围,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也一直沿着王国维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就开始了,但"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著作,虽然有西方哲学思想的支撑,也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这一纯哲学概念,但在诗学的哲学观念上,王国维比鲁迅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也更早提出,且王国维除了理论外还有哲学诗创作实践。只是,由于王国维观念的先锋和产生在白话诗之前等原因,致其诗学观念至今无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救济精神饥荒"--梁启超三界革命论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文学的主张。其变革主张是建立在进化论、人性论、文学宗教论以及文化化合等现代理论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目标是创建适应新时代、立足大众、面向世界、实现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文学。     

刘克庄诗歌“情性说”批评

刘克庄以“吟咏情性”为诗歌本质，但受先秦儒家诗教观念和宋代理学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歌观念存在着重性轻情的严重倾向。具体表现为：以“世教说”为核心，把有益世教作为诗歌的基本职能；虽然不完全排斥诗歌抒写个人情怀，但主张加以儒家道德礼教的限制和约束；主张以诗歌颂美时政，反对讽刺现实和抒写个人的穷愁牢骚。这一切使得他的“情性说”没能突破传统思想的牢笼，给他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以极大的不良影响。     

《饮冰室诗话》中的新诗萌芽

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倡议者和实践者之一,在《饮冰室诗话》中,他对黄遵宪等人的诗歌推崇备至。就《饮冰室诗话》看来,所载新歌词的翻译比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歌实践更具现代特征。本文列举了《饮冰室诗话》中部分例证,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梁启超小说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阐释

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念，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逻辑起点”的重要构成内容，鲜明地体现着偏重小说社会功利性的现代理论诉求。其以“小说界革命”、“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为鲜明思想标志的“新小说”理论批评，使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的价值观念、本体观念、类型观念、叙事观念乃至小说文论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急遽转换，呈现出勿庸置疑的现代性特征。     

进化论与梁启超的文学革命

晚清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革命"之说,但为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却喊出了"三界"革命的口号?这是因为受了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在晚清时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主要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了当时学人的世界观,粱启超的文学革命论便是其进化论世界现的直接产物.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论新诗革命选择极端方式的原因及后果

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 ,采用了极端的革命方式 ,是一次远远超过汉语诗歌承受能力的文体大革命 ,具有激进、极端的特点 ,完全打破了文体革命渐进才能有效地进行的原则 ,废弃了汉诗诗体的进化所具有的渐变传统 ,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 ,而是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 (政治化 )、世俗化 (急功近利地实用化 )的非诗的极端的文体运动 ,是利用了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启蒙运动。这样的文体革命给汉语诗歌带来了特殊的后果 ,影响了汉语诗歌在 2 0世纪正常的诗体建设。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改良与革命两难间：梁启超参悟近代史发展规律——兼评自近代以来的改良与革命之争

近代社会客观地本能地同时存在两种需要、两种发展趋向,即改良与革命,它们是交织在一起是可以统一的.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反复,已经隐约感悟到上述的两种需要;但他更偏重于改良,对两种历史需要的理解有失偏颇.民初他主张在共和制下实行开明专制,无意间,已经找到了中国近代史两种需要的统一方式:先革命,在先进国体的外壳下,进行改良,实行符合社会历史条件的制度.在改良与革命的两难之间,梁启超已隐约参悟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