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船山诗歌文体观探析——以诗歌评选为中心

王夫之的三部诗歌评选在编选与评论上都体现了其诗歌文体观念,本文从诗体分类、诗体发展演变、诗体体裁特征三方面探讨了船山诗歌文体观之内容与特点。     

论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及其伦理内涵

华兹华斯不仅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有着自己独立诗歌观念的诗歌理论家.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都要以"快乐"为起点和终点,"快乐"成为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这就构筑了他独具个性与魅力的"快乐"诗学.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自然与人间之爱及其独到的伦理内涵,成就了其诗歌在英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当今世界的诗歌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理背景与学科特质

"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和"诗歌精神的重建"、"诗体的重建"一起作为新诗二次革命的逻辑起点,理应得到高度重视.立足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进行中国诗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科特质已经渐趋明显.这既是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重构和专业化拓展的有益尝试,更是中国诗歌研究的传播学新视角.     

论胡适诗歌理论的平民意识

胡适的白话诗歌理论及"诗体大解放"的主张,立足于平民大众的审美心理与欣赏习惯,使诗歌从"庙堂"走向民间,体现了可贵的平民意识。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论吴宓的诗歌批评观

在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中,"情"与"道"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圆融会通的;诗歌形式成功与否,不以新旧而论,关键是要具备韵律格调之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主张恣肆奔放地宣泄情感及展示个性的白话新诗运动和"诗体大解放"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坛在白话诗理论主流之外的另一诗论倾向,在客观上给中国新诗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背弃与回归——当下诗歌与汉语语境的隔膜与融合

关注和研究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新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崭新命题和课题.一方面.汉语语境遭受到西方诗歌话语的冲击,导致当下诗歌呈现出某种病态的"欧化"特征;另一方面,当下诗歌贬低和摒弃民族文化传统,背弃了汉语语境,造成与汉语语境的隔膜与疏离.为此,当下诗歌要面向时代文化的精神高度,自觉接受汉语语境的限定和制约,不断创新民族诗歌的审美特质,逐步消除与汉语语境的隔膜,实现与汉语语境的融合.同时应看到,单靠技艺上的"雕琢"和突破,难以使当下诗歌走出低谷.重建诗歌标准,必须重归于汉语语境下,在各自不同主张的探索与追求中,经过长久的磨合与历练,最终找到共通的诗歌语言和诗体范式,以促使中国诗歌逐步走向复兴.     

胡适诗学中诗体变革的现代性张力

胡适诗学中＂具体的作法＂观念和他对传统＂言近旨远＂观念的阐释,内含着文体区分意识和对诗歌暗示性的追求。这与他前期＂作诗如作文＂观念表现出的文体模糊意识及＂明白易懂＂审美标准之间形成了内在矛盾。矛盾背后隐含的是诗体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表意追求与建构新的诗体规范之间的张力,体现了现代诗体发生、建设与时代需求间的复杂关系。这既是诗歌整体革新的动力,也是其必须克服的内在矛盾。     

论清末"拜伦"译介中的文学性想象

清末"拜伦热"主要受到政治功利性意图影响,这一意图较多地掩盖了拜伦诗歌译介中的文学想象.在其译介中,梁启超注意了诗歌感染力、语言译换、精神传达等;马君武注重了诗歌形式、节奏和自我情感映射等;苏曼殊突出了个性抒写、诗歌韵律、意象、审美等本体性的文学特质.这些译介中的文学性想象与多种因素关联.在新文学发展脉络中有着隐含性的前奏意义.相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观念,这里的文学性想象还不够丰富,但已包含着对文学本体性和自主性的诉求等新质.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价值认知

技术消费是技术品、技术服务进入消费领域的主体经济行为和个性创造过程。如果把工业遗产看作是工业文明的历史凝固物,那末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遗存编码就构成了他的精神内核和遗存标志符号化系统。从技术消费角度解读工业文明的孑遗,从技术消费价值认知过程探索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将是一个有学术前景的方向。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从政党建设角度看三国革命成败的历史教训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在革命中起到重大的作用,对革命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对于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有着重大意义。本文试图以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成败为例,并联系现实,阐述以上观点和历史教训。     

论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方式

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治理有效展开的前提条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最高法和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既是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安排,同时也是支撑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柱石。宪法对国家治理合法性基础的支撑见于宪法之首尾:宪法序言作为宪法文本的开端,主要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通过历史规律的建构,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宪法第四章作为宪法文本的结尾,主要是以符号叙事的方式,通过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对民众的精神感召、心理感召,支撑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在法学理论中,见于宪法文本的首尾两个部分对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