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的关系

公共领域首先由哈贝马斯提出,是指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的、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场域。公共领域分为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前身。文学本身并未介入公共空间,对公共空间产生影响的是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保持距离,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则积极进入公共空间。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流行语与文化话语权变迁研究

社会流行语作为文化的重要表征与隐喻,记录了中国当代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足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流行语的发展和变化历史,无论从生产主体到内容选择,还是从传播平台到解读与再传播,都代表着传媒场域中我国文化话语权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威传媒机构到互联网的变迁过程。这一话语权的变迁,为社会公共治理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带来了问题和挑战。但是,这一变迁是传媒变革以及技术力量赋权所带来的公共话语权力空间再造,并不是对原有格局的颠覆与对立,管理者需要的是:以民心所向为指引,读懂大众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实践倾向,将大众“话语实践”转化为管理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     

试析近代佛教思想的变迁--以谭嗣同为中心的研究

佛教在中国近代的发展中，逐渐发生了转变，谭嗣同等将消极、避世、涅桑的佛教哲学阐释成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蔑视黑暗现实、奋不顾身、不计功利、“勇猛精进”和“大无畏”的富有战斗性的思想力量，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近代中国报刊舆论的兴起及影响——以《申报》与"杨乃武案"为中心的探讨

传统中国一直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力量。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一种报刊舆论之声开始形成。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报道,近代报刊有效地发挥了媒体舆论的监督、影响功能。《申报》对“杨乃武案”的报道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公共危机中舆论“扩大效应”的成因分析

公共危机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其中,公共舆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影响重大。然而,公共舆论是如何不断升级、扩大的,这是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必须重点探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导致公共舆论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在现代性条件下个体意识逐步觉醒,个人对自身权利保障状况高度关注,这就构成舆论扩大的主体性因素;新闻传媒竞争的市场逻辑及其内在的利益驱动对舆论扩大推波助澜;信息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成了舆论扩大的关键因素;公共部门对公共危机问题信息发布滞后甚至失真以致公众无法得到及时、准确的信息,激化了大众群体的＂幼儿化＂性格,从而构成了舆论扩大的触发机制。     

试论大众传媒与舆论的互动

当代的舆论现象由于会天然地与大众传媒的影响搅到一起,于是变得十分复杂。当考察某方面的舆论时,需要把传媒的影响力、公众对传媒影响力的抵制这两方面的诸多因素考虑在内,以便准确地判断传媒或某项舆论调查声称的“舆论”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这对于正确地估量自己所处的环境,做出恰当的决策,都是必要的工作。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公开与和谐舆论构建——以"松花江水污染"与"牡丹江不明絮状悬浮物"事件为例

突发公共事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影响,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和谐舆论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信息公开滞后会导致舆论失控,此时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得到凸显。因此,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政府、媒体与公众进行信息互动,进而构建和谐舆论就显得非常重要。     

论传媒舆论引导法律制度的完善——基于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争议典型案例的分析

传媒是舆论的中介,传媒对公共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十分重要。以转基因生物安全性争议的3个典型案例为例,分析了传媒舆论引导在法律制度上的不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舆论引导法律制度的建议：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实现网络舆论的法治化;明确网络传媒的法律地位;建立健全传媒的诚信制度;增强媒体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等。     

“80后”文学的传媒文化语境

“80后”文学是在传媒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网络媒体是“80后”文学的滋生地和大本营,网络文化的正负面效应显然同时对萌芽于网络的“80后”文学产生影响;媒体的炒作、畅销书机制的成熟和评论的媒体化对“80后”文学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代越南文化的变迁

近代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越南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越南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较以前大大减弱,而以法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大举侵入。在这个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的时代,越南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如果想生存下去并紧跟世界的发展步伐,越南社会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在促进这一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越南知识分子非常清楚国语文字、教育以及媒体所起的关键作用,使它们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有效工具。在他们的自觉努力下,越南近代国语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电影、舞台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的生活方式也在越南社会中越来越普及。     

从“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事件”看媒体的舆论导向

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引导是现代新闻传播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尤其是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或社会公共事件,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出现各种偏激的或不理智的看法,更需要新闻媒体给予正确引导,以期促进问题或事件的解决。本文回顾了关于"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舆情态势,首先借此解析媒介对此类社会热点新闻的舆论引导方式,其次分析媒体对这一事件舆论引导的缺失,进而从正反两方面考察媒介舆论导向功能实现的社会效果。     

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

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大众媒介政治属性的表现也不相同。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表现为资本控制下的“社会公器”;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党性原则支配下的舆论工具和“灵魂工程师”。政治属性决定了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政治参与功能、政治沟通功能、权力监督功能、议程设置功能、政治控制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全面发挥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电视问政：公共新闻的建设性取径及其协商效力——以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为例

善政与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共识。在公共新闻事业的驱策之下，媒体问政成为“公共善治”的重要代议平台，其中电视问政最具典型性、仪式性、场景性和参与性。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是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典型代表。电视问政顺应了媒介社会功能的转型：它脱胎于传统客观性新闻，内生于公共新闻，又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的诸多特点，从舆论监督功能到民主促进功能再到建设功能，既有所囊括，又有所超越。在注意力分散的智媒时代，以长视频节目形态“在场”的电视问政当前面临着观众离场、平台转场、节目融场的困境与挑战。在未来发展上，电视问政应向网络问政学习并与之融会，在新闻建设性等方面作出调整，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拓展意见表达的空间；在公共生活的对话与协商中，促进公众参与，拓宽民主广度，以充分实现其作为“公共善治”代议平台、政民互动渠道、政府协商途径的功能。     

电视问政：公共新闻的建设性取径及其协商效力——以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为例

善政与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共识。在公共新闻事业的驱策之下,媒体问政成为“公共善治”的重要代议平台,其中电视问政最具典型性、仪式性、场景性和参与性。南宁电视台《向人民承诺》是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典型代表。电视问政顺应了媒介社会功能的转型：它脱胎于传统客观性新闻,内生于公共新闻,又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的诸多特点,从舆论监督功能到民主促进功能再到建设功能,既有所囊括,又有所超越。在注意力分散的智媒时代,以长视频节目形态“在场”的电视问政当前面临着观众离场、平台转场、节目融场的困境与挑战。在未来发展上,电视问政应向网络问政学习并与之融会,在新闻建设性等方面作出调整,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拓展意见表达的空间;在公共生活的对话与协商中,促进公众参与,拓宽民主广度,以充分实现其作为“公共善治”代议平台、政民互动渠道、政府协商途径的功能。     

从矿难报道看转型期媒体的社会功能——以《南方周末》的矿难报道为例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媒体有其特殊性:多元化的社会转型需要媒体发挥较为多元化的社会功能。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舆论监督来建立媒介信任,从而达到建立社会公信力,抢占市场的目的。笔者以《南方周末》的矿难事故报道为对象,分析目前中国媒体所担负的具体社会功能。     

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凯歌行进

回顾了建国初期到我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这一“凯歌行进的时期” ,通过对新闻媒介 (主要是党报 )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三大改造中宣传报道模式的全面分析 ,系统总结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建国初期对经济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从以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激活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以“镇反”的舆论强势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以“三反”“五反”的舆论强势治理混乱的经济秩序 ;以三大改造的深入宣传推动生产关系的快速变革等方面加以分析探讨。     

论舆论监督的边界

自媒体时代的兴起使媒体原有的运作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所掀起的舆论监督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推动着公民社会的建立.然而,随着自媒体的繁荣悄然衍生的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媒体私有化倾向下民粹主义初现端倪.网络谣言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异化的舆论场,舆论监督的边界逐渐模糊.国内外一些反华势力借此混淆视听,扰乱民心.采用定性研究和个案研究法,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当前的一些现象,探讨了打击网络谣言是否意味着打击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边界应当怎样捍卫等当前颇具争议的问题.     

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

本文论证刘禾的"国民性神话"论主旨在"跨语际"批评下对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学进行颠覆性的后殖民批评,忽视了中国近代据英文引入的国民性观念及其定义、中国儒文化传统观念向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观念的汇聚,而将西方殖民主义所"构建"的本质主义的"国民性神话"指认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观念,属于指谓错置.论述近代中国流行的国民性观念主要是梁启勋由英文引入并定义的国民性观念,它引入和定义之初便排除了本质主义.之前,中国儒文化中早已存在着含义与之接近的诸如"民性"、"移风易俗"、"变化气质"等观念.到晚清它们一起汇聚到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观念之中,实现了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     

被舆论化的历史:"粤东盗甲天下"说与近代广东匪患

在清末民初文献中经常见到的"粤东盗甲天下"之类的言词,并非建立于客观统计比较上的结论,主要是社会各界对近代广东匪患的观感和社会心态的反应.它也与近代广东盗匪现象的某些特点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近代广东盗匪问题提供了有助于了解问题的社会背景.     

“英雄形象”审美意蕴的缺失

远古神话中的英雄特质深深影响后世英雄的形象塑造,具有“原型”功能。英雄形象的嬗变和大众期待视野的转变,造成英雄形象审美意蕴的缺失。英雄已不再是“文武茂异”者的专利,而是每个普通人的责任,应该从平凡人的生活中去诠释英雄的主旋律,从而提高受众的审美品位并实现英雄形象的“个性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