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论孔子音乐思想的伦理启示

孔子在礼备乐和的传统社会文化模式中,把音乐的安放与以个人修身养性、安生立命、合乎“众乐”的礼教相融相生,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流。“善”、“仁”、“和”不仅是对伦理思想的提炼亦是对音乐法则的普遍抽象,本文拟从孔子的礼乐观、乐论和乐教三方面论证孔子音乐思想的伦理价值及音乐伦理何以可能。     

“他者”到“自性”的流变及其悖论——上古至六朝时期“乐”定位轨迹考辨

从上古经春秋战国、两汉,直至魏晋六朝时期,中国音乐美学观念在“他者”与“自性”之间徘徊,历经从被神规定的音乐、被人规定的音乐,到被“自然”规定的音乐的自身定位的历史流变,完成了从作为娱神或礼制与伦理等审美意识形态工具的“他者”,向作为音乐自身的“乐之为乐”的转化。作为转变核心的“自然”的意义,则由外在自然逐步转化为主体内在性情之自然。同时,“乐”的回归悖论性地导致了其边缘化的历史命运,具体表现为有明显娱乐性质的宫廷音乐、配合文人主观情感抒发所需的文人音乐,以及仅为装饰宗教仪式的宗教音乐这三种类型。     

古琴音乐的多重文化意蕴探析——从《笑傲江湖》说起

传统语境中,“士无故不彻琴瑟”,古琴与士(文人)是一组文化伴生关系,古琴不仅是一种乐器,更是颇具哲学意蕴的有道之器;古琴音乐最能体现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状态和审美情趣,具有知音、爱情、个人操守、家国情怀以及治身理政等多种文化意蕴,而“琴与心通”则是理解琴乐文化多重意蕴的关键点。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     

论“节”的音乐意义及其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地位

先秦两汉文献中出现的“节”字,基本意义为“节乐”与“和乐”,同时还兼有“乐章”与“乐器”之意.“节乐”是实现“和乐”的前提和条件,“和乐”是“节乐”的结果.“节”的这一基本意义与音乐美学中的“中声”、“和”等概念范畴共同指示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方向大致形成于春秋末期.“节”的音乐内涵实际上处于传统音乐美学的中心层面.     

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在清代学术史上,翁方纲乃持汉、宋之平者。其论诗核心概念“肌理”之理,亦包含汉、宋两种学术背景。仅关注其表面上的汉学家考订之“理”的成分,而忽略其背后隐藏着的宋学家的义理之理,是对翁方纲诗学思想的最大误解。     

声诗还是歌诗:宋代音乐文学概念辨析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自汉代以后便出现了广义的“诗”与“乐”分离状态,事实上音乐与文学以迥异于先秦的存在样态仍潜在地向前推进着.宋代恰是音乐与诗歌再度融合的完成期,但学界对宋代音乐文学的相关概念还有待进一步认识与厘定.任半塘先生推崇的唐代“声诗”概念并不适用于指称宋代音乐文学作品,通过对“声诗”与“歌诗”概念的对比分析,文章认为宋人的共性认识是“声诗”与“歌诗”通用,但绝少使用前者.同时运用“歌诗”概念来指称宋代之音乐文学,较之“声诗”概念更能体现诗与乐结合之特点,也更符合宋代唱诗实践.     

《醉翁亭记》主题思想探说

关于欧阳修《醉翁亭记》(以下简称《醉》文)一文的旨趣,历来的评说多侧重一个“乐”字。目前所见有关资料,亦多从此说①。《醉》文通篇用“也”字结句,全文以“乐”字贯之,构成本文十分引人瞩目的显著特点,这是作者“为文天才自然”,“超然独骛,众莫能及”②之处。但正因为这样,历来的人。也就过多的注重“乐”的这条明线。而却忽略了作者以“乐”饰愁,以“醉”     

《论语》“乐”音义释

本文通过对儒家经典《论语》中“乐”字出现次数的统计,以及“乐”字音义的爬梳,分析“乐”的最初读音为yào,乐（音乐yuè）乐（快乐抡）的读音是后起的;又据甲骨文字字形、相关相近字形分析以及古文献资料推测“乐”的本义是“五觳生长”,而“快乐”、“音乐”、“乐器”等为其引申义;对《论语》中“乐”字语义分别作了重新解释。     

汉代法制杂考

两汉四百年，法制建设斐然成章，既有益于当时，亦光耀于后世，显示了汉人深厚的创造力。汉代长治久安，政平讼理，官吏奉其职，老百姓乐其业，法制完善自是重要一因。惜汉律久佚，汉代法制之详难以尽知，今杂考三事，以见其一斑。一、诣阙“诣阙”或“诣阙上书”的说法，...     

"乐者"何以"乐也"——审美活动与道德自觉的内在逻辑

《乐记》指出：“乐者,乐也”。音乐何以同于快乐？从《乐记》对音乐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乐源自于音,音源自于声,声源自于情,情源自于性,性归于善,尽善为仁,君子以得仁以为乐。所以由快乐的内心向外表达就是音乐之所出（即创作）,其逻辑路径为：乐（快乐）——仁——善——情——声——音——乐（音乐）。音乐向听者内心渗透就是快乐之所归（即欣赏）,其逻辑路径为：乐（音乐）——情——善——仁——乐（快乐）。作乐者由快乐的仁心发端为动人的音乐,鉴赏者再由动人的音乐开启快乐的仁心,以此建立起儒家视阈中审美活动与道德自觉完美的内在逻辑。     

中观学语言哲学刍议

宇宙万物都是依缘而起,都无自性,亦无自体,因而“空性”“毕竟空”“非有非无”之中道才是万物、诸法的真相、本质.所谓的“法体”不过是在语言意义上被实体化了的虚假存在而已.若执此法体为实有,无异于将“名言戏论”当作真理本身.中观学派认为,体悟了“诸法实相”之最高真理者即可成佛,因而成佛之道首先就是破除对“名言戏论”的沉迷.三论宗之祖吉藏提出的单、复、重复、竖深等四种四句理论是“不四”“绝四之理”为“体”而以“四门”“四句”为“用”之体用观.在吉藏看来,实相之理是绝于言诠的,但是,仍旧可以从“用”入手悟入此“体”.     

论礼乐精神的文化价值

本文作者有感于社会转形期文化的无序状态与精神文明的萎缩，试图探讨礼乐精神中某些合理因素，以裨新的人际关系与新的人格之形成。“情”与“理”、“灵”与“肉”的矛盾与生俱来，永远困扰着人类。神人之别、人兽之关由是而生。作为文化调适手段的“礼”与“乐”亦由是而出。礼乐精神的核心是“和而不同”、多元融合、灵肉一致、情理相成，俾人格完美、生命不息。自然生态的破坏，危及人的物质生命；文化生态的破坏，危及人的精神生命。时至当今，应有新的礼乐精神，形成新的、平衡的文化生态。     

嵇康的玄学与乐论

嵇康玄学落实了“自然”一语的生命内涵 ,在此基础上 ,他论证音声之和来自生生之气的和谐 ,也表征着生生之气的和谐 ,音乐境界是和心与和气交相映发的体验之境 ,在和气为天和 ,在和心为至乐。嵇康关于音乐之体和音乐境界的辨析提供了一套崭新的论乐模式 ,这是对传统儒家乐论的反拨 ,反映出魏晋玄学思辩对于发展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贡献     

从《论语》看孔子的音乐思想

文章以《论语》中有关音乐的记述为主要线索，透过“礼乐相成”、“乐节礼乐”、“中和为美”及“尽善尽美”等视角探讨孔子音乐思想及其价值与意义。     

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唐代三首音乐诗的比较分析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的时代。诗与音乐同源于劳动,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诗。从《诗经》到汉《乐府》,古代的诗歌一直保持着诗乐合一的传统。所以,郑樵说:“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这种诗乐合一的传统到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结合得更紧密了。诗不仅仅是以乐府歌辞的形式出现,不仅仅是“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不再只是以诗入乐,而且也出现了以乐入诗,诗也成了表现和传播音乐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唐代大量涌现的音乐诗。     

“乐”(yue)“乐”(le)探源

“乐”脱胎于远古的巫术礼仪和图腾歌舞。本从“乐”的字源学开始，在中国以农业立国和巫史传统的社会、化背景下重视音乐对于古代中国人的重大意义，找到“乐”(yue)和“乐”（le)的关系，并通过和西方基督教化之“原罪”意识的比较，了解“乐”（le)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表现，是人格的自觉和执着于现世人生的标志。它与西方人“两个世界”的宗教意识相异，却与宗教的功能相同－安顿人的精神，这是中国“乐”的特色。     

“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与音乐之辨

曹操是在旧乐曲的基础上创作新歌辞,其乐府为依曲填辞,与音乐关系密切,犹“汉音”;曹丕在创作上将音乐与文学并重,具有“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性质;曹植乐府诗在曲、题、辞三方面均有革新,部分作品完全脱离音乐束缚,完成了乐府歌辞向乐府诗的转变。“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凸显出魏晋文学的自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