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析探——基于湖南湘西州18个贫困村的田野调查

如何探索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期必须要回答的重大时代命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意义。通过对湖南湘西州18个贫困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在实践中面临着衔接制度设计不到位、边缘贫困问题日益凸显、反贫长效机制不健全、脱贫质量有待强化提升等问题。应从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加快减贫战略转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培育内源性动力等层面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提升凉山彝区极度贫困村基层党建工作质量的对策研究

通过对11个凉山彝区极度贫困村基层党组织的调查,指出了彝区极度贫困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产生 这些问题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剖析,旨在解决极度贫困村“软、散、乱、穷”等突出问题,旨在解决彝区极度贫困村党的建设弱化淡 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提出了把极度贫困村基层党建与扶贫开发、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实施彝区极度贫困村“筑底强 基、凝聚民心”的党建工程,提升组织力,提升基层党建质量,选好配强极度贫困村基层领导班子,以党建促扶贫,以扶贫强党 建,发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作用,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我国农村政策在贫困村的实施情况调查

本文是对我国农村政策在贫困村实施情况调查的总结,本研究发现农村政策在贫困村的覆盖率普遍不高,政策设计过程中的考虑不周排挤了贫困村的受益,贫困村农民对政策的知晓程度和满意程度也普遍偏低,农村政策对农村反贫困的作用受到了其政策设计和政策实施过程的影响。     

山东省新时期农村贫困状况及扶贫对策研究——基于对全省3000个贫困村的调查

筛选确定了全省3000个贫困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了贫困状况调查分析.分析表明,山东农村贫困状况综合表现为“四低一差”,印农民收入低、农业综合效益低、农民增收致富能力低、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民生活基础设施条件差.为此,提出了5项对策建议.     

农业补贴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研究——基于全国18个贫困村564户的实地调查

农业补贴政策是直接和农户接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惠民政策。在选取全国18个贫困村564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SPSS软件研究发现,农业补贴政策在对贫困村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补贴总体上对农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同时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该地区农业发展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他种类补贴效果不甚明显。因而,应通过调整补贴种类、补贴金额以及补贴的精准性等措施对当前农业补贴政策在贫困村的实施进行完善,以促进贫困村农业现代化发展,带领农村脱贫。     

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贫困村要建设新农村必须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以扶贫开发为载体，以建设贫困村新型家园为过渡，从而实现脱贫与新农村建设双重任务的有机统一。     

后精准扶贫时期广西农村脱贫困境及深层原因探析——基于对山区贫困村的调研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的贫困现状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基于在山区贫困村的调研，并结合扶贫的现状，认为造成当前农村脱贫困境的表层原因是精准识别的“局限性”与精准扶贫内涵“精细化”相冲突，精准识别的“层级化”与客观现实的“复杂性”不对等，帮扶措施的“大众化”与贫困户需求的“多元化”之间存在矛盾，帮扶方式的“物质化”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精准扶贫的“暂时性”与贫困户内在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村级干部综合管理水平低、带富能力不足，贫困户脱贫能力受限、生存能力低。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结构性分化与社会转型，农户在社会的交互中本体性价值缺失，失去发展动力。     

精准扶贫视阈下贫困村内生治理现代化

精准扶贫从外部为贫困村注入了发展所必需的资金、项目、智力以及新的发展理念,也为贫困村内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契机。精准扶贫视阈下的贫困村内生治理现代化具体可分为:具备内生治理现代化条件的贫困村要走自主型内生治理现代化,其内生治理能力方面走习得型现代化,内生治理体系方面走整合转型型现代化;对于不具备内生治理现代化条件的贫困村要走异地融入型现代化。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减贫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在40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国扶贫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大规模扶贫开发、八七扶贫开发、以贫困村为重点对象的扶贫开发、精准扶贫开发五个发展阶段,其中精准扶贫开发阶段成效最为显著。精准扶贫以我国现阶段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征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当前实情,有效地解决了我国脱贫效率降低问题,精准扶贫充分体现了长短期、国家救助和自我发展、普遍需求和个性需求的结合,最终目的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速读

<正>国务院扶贫办:贫困村县脱贫有严格标准和程序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7日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就"攻坚克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对脱贫是有严格标准和程序。贫困县、贫困村的退出,就是     

信贷资本对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的异质性影响

以四川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建档立卡脱贫户为研究对象，探讨信贷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脱贫户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信贷资本对建档立卡脱贫户的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稳定脱贫户的增收效应大于脱贫边缘户的增收效应。(2)信贷资本对不同收入水平脱贫户的增收效应存在异质性，信贷资本对0.75分位的高收入脱贫户的影响显著高于0.5分位和0.25分位的脱贫户，呈现收入由高到低，影响由强变弱的特征。(3)从村级属性看，退出贫困村脱贫户的增收效应高于非贫困村脱贫户的增收效应，表明既有的金融支持政策向原贫困村倾斜，可能扩大乡村间的差距。因此，需要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对乡村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以及对脱贫边缘户的信贷支持，提高信贷资本的有效性。     

贫困村识别的基层实践逻辑解构——以湖北J县为例

以湖北J县的贫困村识别为例,解构了基层政府在贫困村识别中的实践逻辑并阐释其成因。在贫困村识别过程中,受政绩观驱动,基层政府遵循“效率优先”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对接精英化;因国家授权不足,基层政府遵循“选择性平衡”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为追求溢出效益,基层政府遵循“遵从指示”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突变为交易资本。     

新内生发展视阈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对于贫困地区而言,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通过全社会广泛动员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同时,乡村社会也显现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了建立稳定脱贫和预防返贫机制,需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以新内生发展理论为视阈,通过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可行性,认为资源、参与和认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关键因素。在整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上,拓展农民参与各项政策的途径,增强农民对农村的认同感,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保障稳定脱贫和乡村发展。因此,在脱贫攻坚即将圆满完成任务的关键节点,要加强在“资源”“参与”“认同”三个方面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充分激发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形成长效脱贫致富机制。     

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组织力锻造分析 ——以江西赣州S畲族村为例

[提要]民族地区是深度贫困主要集中地,后脱贫时代面临的返贫风险、相对贫困等问题相对明显。组织相对个体在解决问题上具有更科学决策、更高效率的优势,组织化脱贫是可持续脱贫维系之径,这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力为后盾。基于组织力涵盖组织目标力、组织结构力、组织领导力、成员关联力的建构,文章分析了江西赣州S村畲族贫困村近年来经由基层党组织“统揽”、乡贤“亲为”、两新组织“发力”、地方性知识“发光”等途径打造组织化脱贫体系,提升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成功经验。提出“民族脱贫共同体”是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的努力方向,需要在组织化脱贫目标、组织化脱贫结构、组织化脱贫领导、组织化脱贫成员关联等方面着力,以此作为锻造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方向、基础、引擎和保障。     

精准脱贫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新型职业农民是贫困地区脱贫奔康核心主体,是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命脉和根本,直接影响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成败。凉山州之所以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短板之一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人数稀少、培育滞后。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高质量 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在资料收集、实地走访、召开相关部门座谈会等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意 义,并对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凉 山高质量精准脱贫,如期实现全州脱贫摘帽,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农业产业发 展的核心主体“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参考。     

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嵌入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拆解与立体化重构

在脱贫攻坚进入攻城拔寨的冲刺阶段,党和国家采用制度嵌入和精英下沉的"扶贫包干"模式,选派优秀干部组成"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直接嵌入深度贫困地区,突破其资源约束和能力瓶颈,因村施策地帮助贫困村摆脱贫困陷阱。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这四个关键性问题,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把脱贫任务落实到"最后一公里"。驻村工作队在精准治贫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有些地方也出现了策略性脱贫、仪式化表演、多元主体较量等绩效悬浮现象,不同程度地引发了原生村庄的公共性、自治力、利益链以及行政力量等要素被逐渐削弱的现象。鉴于此,驻村工作队与贫困村的匹配度、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脱贫致富的持续动力等亟需进行多维重构,以提升它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性。     

贫困村成了笔刷亿元村

庄泉村是江苏省镇江市辛丰镇最南端的一个小村,全村1600多人,2000多亩土地,由于地势较低,在历史上是全镇有名的贫困村,欠下各种债务近百万元。在此严峻形势下,1982年,镇党委对庄泉村领     

农民脱贫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及路径重塑--以连片贫困地区甘肃定西为例

解决中国西部连片贫困地区甘肃定西农民的脱贫问题,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多,农业产业化水平低,贫困分布面广且地域差异大,农民文化、技能素质底下等制约定西农民脱贫的因素并没有彻底消除,农民脱贫面临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在实地调查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以往政府主导下的输血式脱贫模式的弊端,从发展区域经济,建立政府主导和市场运行有机结合的反贫困机制,发挥党的领导与农民首创参与的积极作用,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素质等层面出发重塑定西农民脱贫的新路径。     

丰顺:精心打造五把解困锁

丰顺县在实施扶贫开发双到工作中对扶贫模式不断进行探索、创新,精心打造五把解困锁,让贫困户走上脱贫奔康路。打造一把产业扶贫金钥匙。该县为帮助贫困村找准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