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礼”——文化整合的一个范式

宋儒参照古代礼法对宋代“家礼”作了大量删繁就简的改造,使之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宋代社会。宋代的“家礼”主要包括宗子法、祠堂制和封建孝道,经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这其中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于“家礼”对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家礼”的一些功能由家族延伸到了社会;成为封建国家控制社会有力的思想文化武器。     

论家礼中的政治意识及其政治作用--以《礼记》为中心

从<礼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家礼的实质就是将个人固定在家族的宗法关系之中,贯穿家礼的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等级思想,这种宗法等级观念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有重要作用.家礼的各种仪式都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家礼的核心观念孝,与政治伦理忠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古代家国同构的历史事实,齐家就可以治国.家礼培养的是孝父尊君的社会观念.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清儒孔广林礼学思想探论——以《孔丛伯说经五稿》为中心的考察

孔广林是乾嘉时期圣裔经学家的代表,他继承了孔氏家族“经传诗礼”的家学传统,以研究《周礼》《仪礼》见长,所著《孔丛伯说经五稿》,在校勘三礼的过程中渐次成书,收礼学专著五种,于经文训诂之中颇见新义。受乾嘉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孔广林研礼以郑玄为宗,并运用以经解经等方法,诠释《周礼》《仪礼》,力图还原经礼之本义;又以通俗文学承载礼学精神,通过传奇、曲剧等形式将礼学价值引向社会,以达到以礼为教的淑世目的。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论朱熹与田愚的宗法思想

宗法思想是朱熹<家礼>与田愚<艮斋礼说>的核心,而嫡长子继承制又是宗法思想的核心.朱熹<家礼>中的礼仪形式,也正是为贯彻和执行宗法制度服务的.每一个家庭和家族都应该按<家礼>的标准来执行,做到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各守名分,进而统驭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使其全部纳入"天理"的轨道.田愚同朱子一样,不仅注重宗法制度,而且还有所发挥,"发前未发为多",即是在<家礼>的基础上有所充实和发展.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政和五礼新仪》探析

《政和五礼新仪》是北宋政府正式颁行的第二部国家礼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中国古代礼典传统,开创了“礼及庶人”的新局面,堪称古代官修礼典的典范。整部礼书的编撰过程和礼文内容都充满了封建社会礼仪教化的社会功能,也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如宋徽宗的个人思想色彩,他甚至还予以亲自定夺。由于礼文内容不适合当时的民间社会,影响了礼书在各州县的推行,产生了许多问题,但是在当时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