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子《家礼》到日用类书

借助于朱熹《家礼》之类的文本，历史学家对宋代社会生活诸层面做了细致描述，不过，《家礼》中虽有对时俗的描写，也有相当部分内容只是书写者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设定，而非宋代已发生的事实。在宋代，虽有少量士人据《家礼》来指导日常之礼，但这一时期的实践者多为服膺朱学者的自觉，他们的演礼活动是用以反观儒学天理、人事的知识验证。另外，他们还在各地刊刻《家礼》，并以注释、附图等方式系统考订与完善礼书，这些纯学术化的知识方式，对加深礼书的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后，日用类书改编、借用了宋代家礼书写者所订立的礼文，将纯学术化的知识以通俗的方式钞编进入实用型的类书之中，使之成为民间日用知识体系的其中一种，广为流传，并最终为《家礼》成为民间通用礼作了重要铺垫。     

启动道德经济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 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主张儒法并用。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统治者一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的道德体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严密、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不仅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目的是“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促进社会发展。道德不仅是行为规范,也是…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朱子《家礼》对日本近世丧葬礼俗的影响

朱熹不仅是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儒家伦理的躬行实践者.他编纂的《家礼》一书,曾经对宋代以后的中国家庭伦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中世后期,《家礼》传入了日本,对日本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习俗,尤其是对日本的丧礼和祭礼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即对《家礼》对日本近世丧葬礼俗的影响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朱熹顺应宋代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的思潮,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首先,应确立"礼"出于天这一重要的道德立法及伦理规则;其次,应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第三,应重视社会转型期乡村家族、宗族礼仪、规则与国家礼法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倡导家礼乡规随时势而变易;第四,应强调封建伦理的孝、悌、节的礼仪规范;最后,是主张由家族伦理向国家、社会伦理扩充,并使家族礼仪成为教化民众"忠"、"孝"、"慈"的工具.在乡间及地方大力推行与维护宗族、家族伦理,目的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伦理纲常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中国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当代价值

重新解读家礼撰作的历史脉络,有助于从理论上为传统家礼、家教正名,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家礼撰作是贵族社会的产物,是"礼不下庶人"的结果,对于门阀制度和士族文化起到维护作用。宋代之所以出现家礼撰作的高潮,不能仅仅用唐宋社会变革、文化的阶层异动来加以解释,而与宋代士人的文化抱负有关,是他们救治世风、淑世惩弊的结果。传统家礼、家训中蕴含有诸多超越时空的优秀价值理念,与现代化事业并不矛盾。应当继承历代士人"教训正俗"的传统做法,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家训和家教,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     

《三礼》中的教育思想

《三礼》是儒家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大纲，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绵延有重要作用。对《三礼》中“恭俭庄敬礼教也”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乐相错，其成也怿”、“修身至诚，内圣外王”等思想进行分析和提炼，有利于理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质。     

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

大唐《开元礼》是从《贞观礼》、《显庆礼》发展而来的，也是秦汉王朝以来封建礼仪制度完备化的总结。《开元礼》修撰的指导思想是将《贞观礼》、《显庆礼》加以“折衷”，择善而从，“粲然勒一代典制”，反映了盛唐社会生活的繁荣气象。《开元礼》具有总结性、全面性、系统性三大特点。它是我国封建礼制史上一部总结性法典，内容广博而全面，体例严密，眉目清楚。近代学者章太炎称赞说：“择善而从，直取其稍完美者，则莫过于《开元礼》。”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中国古代礼治与法治的冲突与互补

礼治与法治都是人类社会整合的手段。礼源于原始社会的习俗。它以“人性善”为出发点，主张以张扬人的社会属性的方法来巩固和稳定社会秩序。在礼变得软弱无力时，法取而代之，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的另一种工具。法从“人性恶”出发，主张以“利”诱民，以刑罚治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封建统治阶级最终选择了“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理民的政策。     

宋代家族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拓荒之作——评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

宋代家族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聚族而居”,成为一种颇为自觉的意识和自觉的行为,并与魏晋时期以庄园制为特征的同姓聚居形成了区别,这种区别或者说转变被视为近代封建家族组织的雏形。这也成了历史学界的“通识”。但与历史学界对宋代家族研究的热情相比,文学史界对宋代家族文学的研究便不免显得冷落了。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王善军中国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即由门阀宗族制度逐渐演变成为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宗族制度。①这一变革，也就决定了封建宗族制度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历史性变化。“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社...     

论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社会转变时期出现的两种政治观,它反映着两种不同侧重面与特色的治国方法。“人治”是儒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贤人的贤能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人(贤人)”与礼德“风教”,以仁政(王道)惠民为特征;“法治”是法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法律的威权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法”、“任罚”,以霸道刻民为特征。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以“人治”、“法治”概称儒法两家的政治观。尽管以此概称,并非精     

李觏的“礼”

“礼”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翻开中国思想史,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对“礼”进行过探讨。“礼”在中国社会的历代统治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礼”从总体上说既是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同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北宋时期的哲学家李觏继承并发展了他以前哲学思想家们关于“礼”的思想,同时又拓宽了“礼”的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论宋代版权意识的形成和特征

宋代发达的出版事业促使了版权意识的觉醒 ,出现了最初对书籍采取保护版本独占权的措施。宋代的版权意识最初只是体现在官方“出版权”上 ,其性质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或著作权。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 ,渐渐出现了含有民间保护的“出版权”、“翻印权” ,并进而有了初步的“版权”意识。宋代的版权意识虽然只是一种著作权、出版权保护的雏形 ,但从封建特许权发展到著作权 ,从封建君主对出版权的控制发展到民间出版业的“出版权”、“翻印权” ,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代表着中国版权法发展的方向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