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家“法治主义”的再认识——兼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惟儒法两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最大。而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法家的法治主张作为经世致用的政治理论和法律思想,其作用则更为突出。可以说法家的法治主张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理论基础和奠基石。1.法治理论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秦代前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是以家族制代替氏族制而建立的,县有浓厚的天下一家的情调。这可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周树立封建制度,创建统一王国。以婚姻关系维系异姓国之情感,以宗法关系维系同姓国间亲密”。(陈顾选《中国法制史》)用“礼”“仁”来调节政治关     

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本文通过对顾炎武政治思想中“治人”与“治国”概念的辨析 ,揭示了顾氏关于政治主体与伦理主体分职合作的思想 ;进而剖析了其“众治”思想 ,认为其中内含着“分天子之权”和“宗子辅人君之治”两个方面 ,前者意指政治主体内部实行分工合作以共治其国 ,后者意指伦理主体通过其伦理活动来辅助政治主体治理好国家 ;最后通过对顾氏政治思想逻辑进程的考察 ,指出了他最终把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归结到宗法制度的重建上。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简论邓小平同志的依法治国思想

简论邓小平同志的依法治国思想杜耀富近代以来，在如何治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壁垒分明的理论：人治和法治。“人治”，是指依靠当权者个人的权威来治理国家。以人治国的主张其实是专制，一言立法，一言废法，法外施恩，等等，法屈从于君主的意志，沦为统治者的奴婢。与...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结合形态——基于高桥镇“三团”实践的分析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对于加强乡村治理提出的一种新要求。这一要求在回应当前乡村治理困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三治”结合的形态为何?本文在阐明自治、法治和德治主要关系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分析作为“三治”发源地的桐乡高桥镇“三团”实践,提出了“三治”结合中的嵌套性关系。这一发现表明,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嵌入于乡村紧密型利益关系中,通过以体现个体权利为主的“自治-法治”机制,和以体现共同体作用的“自治-德治”机制,共同调节乡村社会事务的处理。     

试论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

所谓政治近代化，是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而言的。它是以政治上的分权、民众参与政治程度的扩大以及政党政治的实行和法治原则的贯彻为主要特征的。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主要包括：一、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二、五权分离，三、“全民政治论”，四、政党政治论，五、国家政治生活中贯彻法治精神。     

贤人之治的当代民主嬗变

从本质上看,贤人之治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其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行政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理者还须积极回应公民参与、理性行政、多元治理、公共利益等民主治理的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行政发育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主线,其以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权威观与民主观为理论指导,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以继承发展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审视西方国家治理得失与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治理阶段经验为历史借鉴,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以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与化解“治理失灵”风险为现实之需,具有强烈的现实逻辑。展望未来,在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塑造新型民主观,推进法治化建设与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最终达成善治的目标。     

中古西欧的“法大于王”与“王在法下”之辨析

在世界政治史上 ,欧洲封建政治史是一个十分复杂艰深的研究领域。欧洲封建国家多跨越了奴隶制阶段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 ,又因国家体制发展的不充分而实行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制 ,封建王权的发展演进比较滞后 ,封建政治割据现象也时有发生 ,这些似乎都构成了与东方特别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不同特征。此外 ,欧洲的各封建国家政治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治发展模式 ,这也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史学界在中西封建政治的比较中常常论及欧洲的情况 ,但实际上 ,我国学者对欧洲的封建政治研究却处于初始阶段 ,既存在着诸多需要填补的学术空白 ,也存在着不少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 ,本刊特约请国内有关的专家学者以“欧洲封建政治史研究”为题进行探讨。这一组笔谈文章 ,从各自的论旨出发 ,论及了国内学术界所不太熟悉的一些问题。这对于推动欧洲封建政治史的研究 ,深化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封建政治史的比较研究 ,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坐标：反思“兴亡周期率”

“兴亡周期率”是君主政治或“人治”所不能跳出的历史怪圈。民主政治或“法治”是对君主政治或“人治”的否定与超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是跳出“兴亡周期率”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和重要保障     

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

相对于硬法之治,软法之治更为注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在本质上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将软法之治引入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共治合作、社区行政管理组织指导服务、社区治理主体民主协商等软法治理理念。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具有侧重反映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意志,制定形式多样、简易、灵活、高效,实施依靠“利益诱导-柔性惩罚”机制,制定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协商性等特征。社区治理创新中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单一的硬法治理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     

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复封建”论,冲破了传统王朝窠臼,超越传统“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寓反君主集权专制思想于其中,而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即是以封建诸侯起而平衡君主权力,制定国会宪章,从而实现了制度创新转型。在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中国,以“复封建”来分权制衡专制君权不具可操作性,制度创新历史转型的出口在哪里则仍需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泛化的“封建说”,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解释不了历史而没有学术价值,蕴藏于“封建”制下的明清分权反专制思想,则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     

历史“遗产”与转型期的腐败

二千年封建专制中的“家长制”和“官本位”、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史”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转型期腐败发生的历史根源。“官本位”体制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性根源。而人文衰则制难立,只有清理这三大“遗产”,以创制改制来消解旧体制的弊端,把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现代民主、法治、科学、自由之精神相结合,进行新的人文启蒙和道德重建。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浅析《老子》蕴含的“治国”思想

老子认为，“不善之政”是造成人世间的痛苦与不幸的根源，他在批判德治、法治、智治及兵治的基础上，以水喻道，提出了“善”的理念，并阐述了“政善治”的主张。将“道统万物”的思想贯彻于国家治理中，形成了“以道治国”的思想。又遵循“道法自然”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构建了“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设计了“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蓝图。     

“五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博弈范式分析研究——基于杜集镇L村实证调查

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基层治理实践的创新，传统“三治融合”转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治理将是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五治融合”下乡村治理体系在于以政治为核心，自治为基础，辅之法治和德治，依托智治为支撑。“五治融合”将在三治结合基础上互嵌为治理博弈场域，而治理博弈下的融合要求乡村治理是属于多方参与者根据互相依赖的利益行事场景。在实践当中，五治融合有效运用到乡村治理是决策治理的变量博弈现象，最终会达到均衡状态，拥有稳健的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治理新体系下的困境。     

“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不能混淆

“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有本质区别,但常常被混淆。 “法制”或法律制度,是为区别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其他类别制度而存在和使用的,“法治”则一直是在与“人治”相对应、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包含价值判断;“法制”属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上层建筑的范畴,     

柏拉图与当代政治文明

柏拉图的治国思想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前期他主张贤人治国,后期则主张依靠法律治理国家。柏拉图的治国思想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体现了一位哲学家对真理的热爱与执著。重新考察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很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