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治思想的总结——读韩非的《定法》和《难势》

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和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儒家,围绕实行“法治”还是“礼治”,即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还是维护和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大搏斗。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适应着历史发展的要求,以同儒家的“礼治”和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观往者得失之变”,总结了前辈法家的法治主张和法治实践,创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理论体系,奠定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他的《定法》和《难势》,在总结前期法家的法     

韩非《五蠹》译注

本篇选自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的著作《韩非子》,是韩非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阐述法家政治路线的代表作。蠹(dù杜)是蛀虫。五蠹是指反动的儒家(学者),高谈阔论的纵横家(言谈者)、带剑行刺的亡命徒(带剑者)、逃避服兵役的人(患御者)和投机营利的工商奴隶主(商工之民)。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蠢之首,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法先王”、“行仁义”,而无益于耕战,有害于社会,破坏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本质,坚决主张取缔五蠹。同时提出了变法革新、严明赏罚、实行法治、奖励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用战争统一中国等政治主张。显示了韩非的战斗精神,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强烈愿望,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这篇文章深受秦始皇的赏识。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专制主义概念辨难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为法家路线服务的战斗文艺——谈韩非著作中的寓言故事

韩非是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代表,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历史经验,创建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对反动的儒家学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的学说为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韩非的思想,对于深入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

所谓政治近代化，是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而言的。它是以政治上的分权、民众参与政治程度的扩大以及政党政治的实行和法治原则的贯彻为主要特征的。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主要包括：一、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二、五权分离，三、“全民政治论”，四、政党政治论，五、国家政治生活中贯彻法治精神。     

诸葛亮与《管子》

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成功实践,在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中,是别具一格的。本文从诸葛亮思想形成、政治运作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其经世治国之方略与《管子》一书多有契合。诸葛亮与刘备、刘禅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特殊的君臣关系,以及他坚持“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法治原则,建立注重民生的法律框架,采用抑制君权的行政措施等,都能在战国齐法家的主张中找到依据。诸葛亮以《管子》作为自己政治运作的指导,是他治理蜀汉的一大特色。     

试论商鞅的军事路线——读《商君书》

我国的历史,“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①正是在秦始皇时代完成了这一个重大转变,在商鞅时代则为这一个重大转变奠定了基础。商鞅是战国时期,继李悝之后前期法家的杰出代表。曾以“霸道”(即用暴力统一中国)说秦孝公,得到秦孝公的信任,而被任命为秦国的左庶长。于公元前359年至公     

略论韩非的“术”

韩非是战国末年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思想家。他综合发展了先秦法家商鞅、申不害、慎到三派的思想,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完整学说,适应了当时要求建立封建统一大帝国的历史潮流,为秦王朝的统一伟业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但是,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韩非毫不隐讳其剥削阶级立场,完全站在专制君主方面,露骨地主张压迫剥削人民,厚颜无耻地赞颂阴谋诡计的权术,大肆宣扬地主阶级损人利己、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名利权势的人生哲学,韩非思想中这些封建糟粕也是很突出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     

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一、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分期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伴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而建立,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纵观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时期.在这一阶段中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着重解决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秦王朝,使“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他又划时代地废除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创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司马迁曾高度称赞秦始皇的历史作用是“世异变,成功大”.秦朝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秦朝二世而亡,是由暴政所致,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本身无关,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战胜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论韩非的法术学说与愚民思想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中原各国都早已建成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但是,随着由兼并战争向封建统一战争的转变,各国的统治者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效率更高的,更能适应封建统一战争的政治机构。法家学说的推崇者韩非从他的社会历史的进化论和性恶论出发,反复比较和研究了中原各国的政治制度,总结了古今政治之得失,于是提出了“法”、“术”、“势”三结合的法术学说,作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基本政治理论.同时,他又把老子的“弃圣绝智”的愚民思想加以发扬,企图通过愚民政治来保证绝对的君主专制政权.本文拟结合韩非的法术学说以探讨韩非的愚民思想。     

孔孟之道是封建专制主义论辨正

孔孟之道在滞缓而曲折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被推崇备至达两千多年,以至今人仍多把先秦儒家学说看作是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的正统的理论基础,主张批判封建专制主义须自批判孔孟始。笔者以为大谬不然!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辨正。     

韩非——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战国末期,新的封建制已在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起来,但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不甘心灭亡,仍然阴谋复辟,垂死挣扎。全中国还未统一,诸侯割据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是继续前进,建立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还是复古倒退,复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围绕这个根本问题,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进行着一场生死搏斗。法家和儒家的激烈斗争,就是当时这两个阶级生死搏斗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反映。著名法家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批判了反动的孔学,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以及他的老师荀子的思想,从理论上完整地形成了法家思想体系,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     

论韩非的思想成就及其局限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的思想学说,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其思想主要渊源是对前期法家的继承,是战国末期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也适当采择各家学说而加以引申或改造,为自己阐述法治理论所用。韩非的思想也确曾服务过他所处的时代,为秦的统一做出贡献,但他的思想学说,即使是那些属于精华的部分,也都烙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记。     

论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社会转变时期出现的两种政治观,它反映着两种不同侧重面与特色的治国方法。“人治”是儒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贤人的贤能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人(贤人)”与礼德“风教”,以仁政(王道)惠民为特征;“法治”是法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法律的威权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法”、“任罚”,以霸道刻民为特征。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以“人治”、“法治”概称儒法两家的政治观。尽管以此概称,并非精     

孙中山法治思想谈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在他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法律思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就其中关于法治方面的思想、主张,作点探讨. 一、以法治国,维护民权,保障民生法治,质言之,即以法治国.从历史上考察,“以法治国”并非近代政治思想家、法学家首创.在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就已主张“垂法而治”和“以法治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精华简论

所谓政治文化,简而言之,就是政治制度以及与这一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观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观念。秦朝以后的二千多年间,尽管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经历了不少变化,但是,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基本原则,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的基本结构以及政权运作的基本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驳“法家亡秦论”

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秦始皇,坚定地推行法家路线,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可是这个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王朝,统一中国后不久就灭亡了。历来尊儒反法派总是抓住这一历史现象,鼓吹什么“法家亡秦论”,颠倒历史,大肆攻击秦始皇。分析一下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批驳“法家亡秦”的谬论,有助于进一步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借咒骂秦始皇以诋毁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