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以法治国”思想及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比较

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制约和历史局限性的影响,《韩非子》中尚未出现完整的法治思想,但已出现以法治国思想。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既有近似又有差异。     

试论《管子》的“德、法”思想及其辩证关系

<管子>主张以法治国,执法公正,同时,也非常重视"德"对民众的教化功能,充分认识到人民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管子>治国理民的思想方略.     

法治:中国百年寻梦

慈禧：大抵法久则弊，法弊则更孙中山：中国人不能为欧美人，犹欧美人不能为中国人，宪法亦犹是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对中国来说，只是一百多年来的事情。１８４０年以前，中国一直处在以个人意志为主导的权力社会中，在社会制约机制上，强调人格服从、人格依附和人格权威，权力高于法律。虽然我国古代法家也提出过“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但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绝非一回事。我国现代法治的产生，并不注重对我国古代“法治”的延展，而是着眼于对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吸收…     

试论《淮南子》的法律思想

《淮南子》是集黄老法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以道作为其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形成以道统法的法律现和法治论。它认为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绳,治国的重要工具,主张法与时变,因时立法;提出以法宽刑缓、利民便民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它重视执法认为执法的关键是要做到“精诚”、“无私”。《淮南子》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始终认为,治国必须以仁义为本,法是辅助仁义的,实行法治必须以仁义为基础。     

从以法治国看中国法律文化的重建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以法治国的思想,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第一次把以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中国历代法律工作者千百年之所求,无疑将以全新的高度重建我国几千年来积淀醇厚的法律文化.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指出,以法治国是对我国民主政治的终极目标提出的新注解.最后分析了以法治国对我国法制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     

王安石的法治思想探略

王安石变法是以“大明法度”,变法图强为指导思想的崇尚法治,以法治国的改革运动。在变法实践中,王安石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法治理论。文章分别从其关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阐述他的法治理论与法治思想。以为学习和研究王安石的法治思想对于促进当今的法治建设仍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管子》法治思想论析

《管子》杂糅各家学说,内容极为宏富庞杂,全书主要以“道法”为纲要,以“法治”为核心,尤其是“以法治国”思想注重法治而不否定道德教化,倡导礼义廉耻而拒绝人治学说,深邃精湛,独具特色。《管子》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法的特征、法的作用、法的制定、法的推行、德教与法并重诸方面的论述中     

商鞅军事言论选译

[说明]商鞅是我国战国时代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他顺应历史的潮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同儒家复古倒退路线的斗争中,提出并推行了一条革新进步的法家路线。在军事上,他反对奴隶主诸侯割据的非正义战争,主张“以战去战”,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正义战争统一中国,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消灭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暴力。为此,提出了一条“以法治军”lk的军事路线,主张以法为治军之本,反对儒家“以礼治军”和虚伪的仁义道德的反动说教,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法治思想来统一军队的思想,规定严明的赏罚制度和严格的军事纪律,实行“兵农合一”的“耕战”政策,等等。商鞅的这条“以法治     

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

中国古代的治国之术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观 ,时而德治、法治独行 ,时而德法并举。德治与法治本源于西周时期的礼治 ,至春秋战国时期 ,逐渐从礼治中分离出来 ,成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由于儒家的“德治”主张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 ,未被诸侯采用 ;而法家的“法治”思想却受到各诸侯国尤其是秦王朝的欢迎。然因秦王朝独任“法治” ,结果却二世而亡。故汉武帝以后 ,“德法并举”便成为历代治国方略的主流。     

试论东汉后期的法治思潮

东汉末年 ,儒家名教之治走向衰败 ,士风浮华 ,吏治腐败 ,社会黑暗 ,许多思想家、政论家为挽救东汉统治 ,主张儒法并用 ,以法治国 ,形成了有时代特色的法治思潮 ,本文对法治思潮的形成、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及社会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法治必以立宪政体盾其后——从“商鞅难题”到“梁启超方案”

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因而强调＂法之必行＂。但《商君书》却发现,＂无使法必行之法＂。特别关键的是,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他最终无法解决这一制度难题,这也是传统中国无法解决的制度难题。而梁启超以现代民主立宪思想为武器,找到了＂立宪政体＂这一解决之法,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法治的＂梁启超方案＂。这一方案是中国现代法治的必由之路。     

普遍利益权利:法德互动治理模式的选择

法律和道德 ,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孪生子 :道德是法律之本 ,法律是道德之用。在国家人类社会里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都不可能选择单一的“以德治国”模式或“以法治国”模式 ,它都将是一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根本的问题是 ,这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并以什么为目标的 ,动机与目标的不同 ,也就形成了统治利益权力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和公民普遍利益权利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而对后一种治国模式的选择与运用 ,才使法律治理达向会道德的普遍形成与提升———成为可能与现实。     

邓小平治国方略论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构建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相当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方略、其要旨包括:民族本位的政治思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战略,“三个面向”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参照取向,“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以法治国的法治主义,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及从严治党的思想等。邓小平同志的治国方略论,是中华民族百年来争取民族振兴思想的集结,是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透辟分析为客观基础的,是以世界发展的“一体化”和时代发展的主题为重要依据的、是在总结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它具有务实性、开放性和战略性的特征。学习邓小平的治国方略,对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提高防“左”反右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孙中山的“德治＂思想

孙中山一生重视"法治",但没有忽视"德治":早年强调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及官吏政治道德修养;晚年注重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并对中国固有道德进行新阐释,赋予近代意义。在他看来,"德治"是建立近代"法治"的基础,是造就"法治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德治"对近代"法治"建设的巨大作用。     

著作·体式·风格——漫论先秦法家之文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坚持历史进化观、力主改革的进步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云:“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理官,就是法官。法家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春秋初期的齐相管仲主张“以法治国”,嗣后,郑之子产、晋之范宣子均立法以治,魏李悝大倡法治,韩申不害“明法”重“术”,慎到“尚法”而讲“势”,秦商鞅变法而国大治。管、李、申、商诸人史称前期法家。战国末期之韩非子,“观往者得失之度”,集先秦法家之大成,史称后期法家。反映上述法家人物思想及其斗争风采的法家著作,是我国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研究先秦法家著作的现状及其体式、风格,对我们了解这朵开放在先秦诸子散文苑囿里的奇葩,无疑是有益的。     

大历史：一种对法治演进的理解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宏观角度探究法治演进的脉络。古希腊城邦社会孕育了“公民”、“民主”、“法治”等观念，不仅经历了大量的“法治”实践，而且产生了系统阐述的法治思想。在世界社会古罗马，以共和政体和对王权的制约以及自然法思想为条件，私法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教会、国王、贵族、平民等之间的斗争和妥协，产生了多元性的法律和司法体系。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近代法治思想和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法治文明，从而进一步形成了现代法治。中国百年来追求法治的道路很大程度牺牲了法治精神的本质目标，应当重视法治内在的制度和文化的现代化。     

简论邓小平同志的依法治国思想

简论邓小平同志的依法治国思想杜耀富近代以来，在如何治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壁垒分明的理论：人治和法治。“人治”，是指依靠当权者个人的权威来治理国家。以人治国的主张其实是专制，一言立法，一言废法，法外施恩，等等，法屈从于君主的意志，沦为统治者的奴婢。与...     

法治思维养成的几个问题

法治思维是以法为价值之要、以法为行为之规、以法为治理之本的思想模式,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重要修养,更是法治建设的系统工程和历史性任务。法治思维养成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首先要创造好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条件,其次要重点抓住公民教育、法律威信、法治实践和民主精神等环节,最后要处理好法治思维养成与德治思维养成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平时状态养成与应急状态养成的关系。处理好实体正义偏好与程序正义偏好的关系。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思维决定行为。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要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何谓法治思维？依笔者看,就是以法为价值之要、以法为行为之规、以法为治理之本的思想模式。法治思维养成,就个人而言,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重要修养;对一个民族而言,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和历史l生任务,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到精神,从国家到社会形成合力。笔者持一种广义的观点,认为要创造好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条件,重点应抓住法律威信、法治实践和民主精神等环节,处理好几个关系。     

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及其局限

为了解读《韩非子》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从政治哲学视角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韩非思想并不是一种“非道德主义”的伦理学说,《韩非子》体现出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在其“法治”论说中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和辩护,但韩非所构想的“法治”甚至要求民众用生命的代价换取对人主或国君所立法律的固执坚守,其所有臣民在“人主之法”面前的平等,以及所有臣民在人主面前平等的“以法治国”之理念,与现代法治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试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礼治”的思想,法家则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思想。文章分别阐述儒家、法家的法观念,并对两家法观念进行对比,阐述儒法融合的过程和表现,进而详细分析融合的原因和对后世法律、治国方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