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公羊学三世断限平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其内容即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异辞。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中，其三世之断限，历代多有异说。董仲舒、何休以隐、桓、庄、闵、僖五公为所传闻世，以文、宣、成、襄四公为所闻世，以昭、定、哀三公为所见世，兹为正说。此外，颜安乐、孔广森以孔子生后为所见世，郑玄平分二百四十二年，廖平、蒙文通师弟分别据《谷梁传》《左传》断三世，皆为歧说。董、何说之所以为正，就在于：其三世间的断限以王鲁为判准；而三世作为一个整体，即《春秋》之所以始隐终麟，则由素王决定。孔子作《春秋》,设三科九旨，始通三统而以《春秋》为一代，终张三世而将《春秋》一代分张为三世，亦可见三世之张法即三世断限的终极理据在通三统。     

《春秋公羊传》之三世

通过回溯《公羊传》里“三世异辞”的脉络，经由汉代董仲舒与何休等人的疏解，明确三世的要旨，从时间与义理两个层面重新把三世放回三统之中，以恢复三世说的本来面目。这一“恢复”有两重意义：一是澄清三世的含义，明了世与统的关联，拒绝以三世来独立描述《春秋》的历史时间；二是将三世重新放回三统之中，进化含义相应减轻，而三统中的承续意义便凸显。以三统观三世，旨在技术时代重新理解奉天法古之意，这对于重今天之“进步”而轻古今“承续”的现代思维有警醒作用。     

宋翔凤公羊学说述微

宋翔凤以为,孔子受命为素王,述《易》、《春秋》之“微言”, “微言”著见于群经之中,更集中体现于《论语》,故宋氏借诠释《论语》而申述《公羊》之张三世、通三统诸义。其三世说在三世异辞与三世进化的基础上特重太平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为致太平,然不同于传统公羊家“文致太平”之说,而以太平世为实际,已然背离了《公羊》张三世说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其论通三统,虽貌似沿承旧说,但又局限在礼制上说三统,这事实上完全取消了两汉公羊家通三统说中“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最核心的观念。故宋氏之公羊学虽不乏有独到创见,但从另一面讲则颇失《公羊》本意。     

何休的“三世”说探析

何休的“三世”说是其“三科九旨”的重要内容。董仲舒的“三世异辞”还不能说具有进步的或进化的观念,而何休的“三世”说则有着进步的观念。这种进步的观念不同于欧洲基于线性时间意识的进化论,也不是陈述实然的历史事实,而是“张法太平”,是公羊学家应然的王道理想的演进的逻辑;何休历史观的另一个观念是“复古”,复古与进化看似冲突,实则孔孟以降之“古”就不是一个客观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投射了自己的道德理想的价值范畴,儒者据以“是古非今”,即以此为圭臬来批判现实,开辟未来;“三世”说进一步明确了所“复”的王道理想的实现阶次,两者并不冲突。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魏源“别开阃域”的公羊学

魏源以“为《公羊春秋》别开阃域”为职志,以推动社会变革为目标,对公羊学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他的“三世”说虽有背于公羊“三世”的传统说法,但其中“拨乱反治”的追求与历史进化的观念却与公羊“三世”说是一致的。他的“三统”说注重制度的“因革损益”,注重对不同制度与文化的吸收,主张学习西方制度。他在夷夏观上提出夷狄不仅可以进于诸夏而且可超越诸夏,更主张不以夷狄视西方。他的“大一统”说没有了“尊王”之义,而是把视野放到了全世界,向往环球一家、万国同吭。     

董仲舒“《春秋》笔法”论纲

“《春秋》无达辞”是董仲舒对“《春秋》笔法”的精炼概括和总结,具有三种含义：其一,有“常辞”无“通辞”,针对《春秋》记事用语不统一而设,是董氏完整的《春秋》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其二,“微言”、“微辞”,即圣人没有明确说出来的话,指《春秋》记事不记言,却能以事明理,在事实的陈述中含褒善贬恶之义;其三,“微旨”、“大义”,指经圣人笔削而事别关恶之细,行防纤芥之萌,寓意精妙,使人深思反道,比贯连类,以得其意,从而防微杜渐。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世说新语》（二）

《世说新语》的书名异称较多,计有《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刘义庆世说》、《刘义庆说苑》、《世记》《世统》等,其中为世人所熟知的为前三种。一般认为,《世说新语》为后起之名,而《世说》和《世说新书》孰为原名,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皆题为《世说》。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原名应为《世说新书》,鲁迅先生、余嘉锡先生俱从此说。 论《世说新语》不能不提到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刘义庆之文,刘孝标之注,实为不可分隔之整体。刘注内容广博、注法严谨,与裴…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诗古微》对三家《诗》四始说的发明

<诗古微>以发明三家<诗>微言大义为宗旨,认为三家<诗>微言大义的核心是四始说,为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制定,遭礼崩乐坏之后,由孔子所最终确定.二南不是以周公、召公为分判,而是周公所定四始说的体现,主文王,以正夫妇之道为义.四始说的实质是儒学传统的夫妇君臣父子的伦常大义,也具有<公羊>学三统循环说的意义.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之文化生命内核

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从其形成、结构、作用及其与"三统并建"的关系来看,它只是转换文化生命尽性方式的桥梁,文化生命则构成其理论内核。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 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论牟宗三之“三统”、回应及其脉络

甲午惨败以及"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促使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存在价值的深刻检讨与反思。在那存亡继绝的时期,新儒家三圣(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逆潮流反行,毅然挺身而出捍卫孔夫子。由此而开出的以熊十力为领衔,牟宗三、唐君毅等发展的"心性之学",则成为一时之显学。牟宗三之"三统"尤为卓著。     

论湖南《竹枝词》——《湖南竹枝词选》前言

《旧唐书·刘禹钖传》说:“禹钖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钖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钖之辞也”。朗州即今湖南常德市。刘禹钖任朗州司马是贞元二十一年(805),召回京师是元和十年(815)。武陵一带的夷歌,只是传唱于当地男女口中,究竟哪些是刘禹钖作的辞,已不易详考。刘禹钖《竹枝词》引中有“附于末”三字,查宋刊本《刘梦得文集》卷九末注云:“右已上词,先不入集,今附卷末”。可见这些《竹枝词》原曾考虑不收入集中的,则在朗州所作的夷歌辞,皆未入集了,这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损失。     

何休对《公羊传》书法义例的改造与发展

何休所阐发的以三科九旨为代表的条例法则,使《公羊传》的书法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不断变化、进步的发展进程;他对《公羊传》书法的扩充,使《公羊》书法更为繁富、系统,并使其褒贬惩劝功能得到加强;他运用“属辞比事”这种方法探求《春秋》书法,并把书法的探求看成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衍,从而使书法不断条例化。     

《论语》“三归”考

“三归”,指管仲所封的三处采邑。其依据是：1.《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与《外篇》中的《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记叙的是一件事。前者说管仲“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后者则言“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其子孙赏邑”;前者言“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后者言“今为夫子赏邑,通之子孙”。2.《荀子·仲尼》：“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比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 因此,“三归”可能是管仲原有封邑再加上“狐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