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咸经世派的整肃人心思想——兼论整肃人心思想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道咸经世派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提出了“整肃人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心力论”基础上,具有提倡“个性解放”的因素,同时具有鲜明的道德决定论色彩。这一思想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思想体系,不能认为是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导”或“萌芽”。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净空“佛陀教育”思想初探

净空法师的佛陀教育思想是站在教内立场对于传统佛教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现代诠释，它对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型和当代的佛教复兴运动，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的意义。他首倡将佛教正名为“佛陀教育”，凸显传统佛教的文化教育内涵，同时又顺应时变，使佛教主动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从而使他的佛学思想既涵有传统的精神特质，又具有很大的适应性、融贯性的特色。净空佛陀教育思想是当代佛学发展和佛教现代化思潮的一个典型代表。     

“五四”乡土题材小说民俗描写的文化意蕴

“五四”作家对民俗的关注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对民俗的描写使“五四”乡土题材小说具有开阔的思想视野和丰厚的文化意蕴，显示出更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文化色彩。     

亚当·斯密的个人自利及其道德性

亚当·斯密对个人自利的强调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基础。斯密的个人自利不仅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且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这一个人自利在斯密的时代就蕴涵和表现出了一定的道德局限性，现代兴起的对正义的研究正是对个人自利局限性的克服。     

道德赏罚的功能

道德赏罚作为社会道德调控的一种特殊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促成社会道德自由，即实现社会道德秩序与个体内在道德品质的有机统一。所以，道德赏罚的内在本质必然通过两方面的功能表现出来:一是社会功能，即道德违规的防范功能、道德权威的维护功能、道德风尚的倡扬功能、道德价值的导向功能及社会公正的保障功能等；二是个体功能，即道德行为的强制功能、道德认识的推动功能、道德情感的培养功能、道德信念的维护功能及道德品质的塑造功能等。     

“美学大讨论”略论

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对于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在审美观念和学术形态两方面，均有铸型作用。就文化背景言，它是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与毛泽东“双百方针”双向作用之结果；就学术渊源言，它又是前苏联美学论争之移植。哲学美学是它对当代20世纪美学最大的学术规定，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是其最深刻的学术教训。     

重“道”而兼顾“文”：朱熹美学的整体视阈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艺美学领域也影响巨大。朱熹的美学思想以“道”为根本,反对“文”的独立地位,不过他并未彻底否定文辞的形式美,而是在坚持道德美的前提下,对诗的赋比兴创作方法和审美方法做了有益的探讨,体现了比较圆通全面的美学视阈。     

“三个代表”与高校建设

“三个代表”的思想是高校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高校落实“三个代表”就是要发挥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实现高校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的职能；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实现高校先进文化的影响和传播职能；就是要坚持育人为本，实现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     

论郭嵩焘在近代中国"人心风俗"思想演进中的地位

郭嵩焘在继承道咸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整肃人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道德向近代道德的转型,在近代中国“人心风俗”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人我关系中道德自我的价值推展与实践

道德自我在丰富的交往和社会性生活中确证和实现自我价值。恰当处理和协调他人与自我之间关系,是道德自我价值外向推展和实践的基本途径。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推己及人,求取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现实生活中人我关系的基本交往模式。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费尔巴哈的“我-你”关系论以及现象学视域中的“他者”理论,都是对人我关系价值的合理解释。当代社会人我关系中道德自我的外向推展价值体现在：人我之间和谐与相互尊重,交往中的情理结合,弘扬人道主义博爱。     

从《大略》篇看荀子的义利观

读《大略》可以看出,荀子已经发现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行为取向,两者相互斗争,其势力消长关系着社会的安定与动乱,人可以参与并调节两者的矛盾运动。他主张人为地助长道义主义,通过“以义克利”的过程而实现“义利两有”。他把其义利观贯彻于他的天人观、教育观、认识论和治国论中,形成了精神激励、利益驱动、权利制约三种手段并用的综合社会治理思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亦带有理论偏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习俗在道德起源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从人类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揭示道德的起源,认为以往的一切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由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方式和简单的社会关系所决定,人类最初只能靠习俗和一些原始宗教以及酋长的威望来维持其生产和生活秩序。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习俗就逐渐演化成人类最初的道德。     

路遥的道德追求

为探究路遥的道德追求,以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城乡交叉地带个人奋斗者为切入点,分析社会转型时期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冲突。分析认为,作家之所以力图综合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的长处,建立一种基于人情与人性的以＂善＂为最终旨归的完美道德;这与作家所处的环境以及个人经历有关;处于市场经济大潮下价值的多元选择,路遥的道德追求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但是其严肃的创作态度、执着的精神追求以及作品所洋溢的道德力量和诗性气质是我们享用不尽的财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     

天人合一与生态平衡论

天人合一、与自然相和谐是古代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它强调的是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合理开发利用自然 ,保护自然 ,是生态道德理性与生态实践理性的统一。天人合一理想的实现也将是生态平衡的实现。它所反映的生态思想可以为现代处在生态危机严重困扰的人们提供重要的价值支持资源。     

论青年毛泽东以道德改造社会的思想

青年毛泽东继承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又接受了近代启蒙思想和西方伦理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道德改造社会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以他的“大本大源”理论为基础,并以重视教育、组织团体、利用报刊进行文化宣传等为具体的方式。为达到通过道德改造社会的目的,他又提出了以“三达德”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素质理想模式。     

论传统诚信思想在当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价值

中国传统诚信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在个体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秩序的整合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弘扬中国传统诚信思想中的优良道德资源,对于今天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建立现代诚信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和理想人格,促进良好社会诚信风气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论沈从文文本中的近代湖南镜像

沈从文的创作对近代湖南镜像有充分的动态描绘。社会变革带来家族镜像的变形,凸现出家族命运的变化、家族内部的分化;社会思潮则裹挟着湖南人前行,引发世风转变与心理嬗变,导致人性的变异与价值立场的错位。家族分化、世风转变等带来社会阶层的重构,促成人的社会角色转换,进而打破彼此的身份疆界,发生身份置换。凡此种种,皆是文化冲突使然。这是湖南镜像在近现代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也是最能够凸显沈从文创作特色的所在。     

试论新时代背景下教育“授受因素”说的解体

对教育的认识产生长期影响的"授受因素"说,是社会文明和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情况下的传承式教育的必然产物,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迅速发展的今天,这种理论就成了教育进步的束缚。在教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授受因素"说必将从教育活动的教学实践环节、思想认识环节和教育主体角色的认同等方面走向彻底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