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社会化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作为现代形势政策主流理念,刑罚行刑社会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我国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是行刑社会化的典型代表,在帮助未成年犯再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经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其质量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本文在讨论研究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与缺陷,提出一些浅见。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之现实探讨及其制度设计

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处于工作试点与理论研讨同步摸索与推进的态势,但种种举措均局限在修补的层面,喧嚣而无序,尤其对未成年犯而言,我国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还处在摸索阶段,在矫正主体、矫正项目、矫正方法上还存在重大缺陷。应当融入契约理念,"以人为本",使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之内涵与功能更为丰富。同时,鉴于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及权益保障,应当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下的制度进行改进和创新,例如建立监护人或"合格成年人"参与制度、志愿者聘请制度、异地矫正制度和权利救济制度等。     

“宽严相济”语境下对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现状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但处罚适当与否,矫正的效果如何,不仅关系到未成年犯今后的前途,还会产生长远的社会影响,其意义远超出处罚本身。目前,未成年犯监禁刑罚已显现出明显的弊端,笔者从未成年犯监禁矫正现状入手,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利于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探讨对未成年犯罪刑罚适用及矫正中的相关问题。     

美国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项目

在美国社区矫正已成为普遍适用的司法和执法形式,尤其对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项目形式多样,针对性强,且极为完备。因此,了解美国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项目,对于我国加强和完善对青少年犯罪的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探析

基于未成年人的主体特征,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改造应与成年人区别对待,将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与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分离,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在时机成熟时颁布独立的《社区矫正法》,并在其中单列一章专门规定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建立社区矫正的专门机构,并在社区矫正的专门机构中设立专门负责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部门;对现有的管制、缓刑、假释加以完善,增加社区服务和家中监禁等社区矫正项目。     

社区矫正制度的现实困境和完善

随着各地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的开展，这一新生事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可。本文结合社区矫正的基本内涵以及现实司法实践，提出我国社区矫正中存在的不足，然后针对这些不足提出改进意见。     

试论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以湘潭市岳塘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为视角

近年来各地区的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问题成因包括立法有规定但不具操作性,基层社区矫正机关缺乏专业技能,检察机关监督职权有限等多方面。检察机关应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通过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以合理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     

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在我国处于试点的阶段。实施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职能,对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刑罚的依法执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监督面临各种难题:检察机关履行监督缺失具体规定、检察机关监督的事后性、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单一等,这些问题给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带来不便,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效果。因此,检察机关要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切实履行好社区矫正的监督职能,维护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新的贡献。     

社区矫正中个案社会工作方法运用的经验实证研究

本文对一年来上海社区矫正中个案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状况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个案社会工作与刑法执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对于发挥社区矫正的有效性有重要作用。但目前个案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还存在不少限制,整个社会还必须为社区矫正工作中个案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创造更多的条件。     

社区矫正运行状况实证研究--以鄂西某市为例

社区矫正制度是对我国传统刑罚执行理念的一次重大变革,继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以后,如何把这项新的替代制度的相关职能落到实处,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鄂西某市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成功探索,如制定社区矫正实施细则,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进网格,建设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一体化的监督基地,对社区矫正人员开展分类分阶段教育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存在着社区矫正法律法规不健全、人员不足和素质有待提高、基础保障不足、各部门信息整合不高等问题,对此,提出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加强人员队伍建设、加强基础保障以及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整合的建议,以期为今后社区矫正职能更好地发挥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帮助。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机制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痼疾”,其犯罪行为是不良心理的外化体现。作为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重要手段的心理干预对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心理、预防再次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大量研究表明,在社区环境中,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矫正通常建立在主观的信念和零散的经验之上,由于缺少矫正效果的相应证据,难以实现预期效果。有鉴于此,文章通过Meta分析产生的系统评价结论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干预提供科学证据,并希望通过完善社区矫正法制建设,构建科学的心理评估与精准矫正机制、持续性干预的经费激励机制、多方社会力量协同的参与机制等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矫正机制,将研究证据广泛应用和推广至社区矫正司法实践,提高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的科学性。     

犯罪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与构建和谐社会探析

和谐社会构建中,犯罪未成年人这个群体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他们是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巨大隐患.社区矫正能够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而且,犯罪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契合.犯罪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能够互促互进,达成"双赢".     

心理咨询技术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以罪错青少年的矫正为例

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罪错青少年接受来自司法部门、社区服务站等方面的矫正与帮助,也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压力.有效的社区矫正首先在于与矫正对象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真诚地尊重和接纳矫正对象.而良好关系的建立及矫正的成效有赖于一系列具体技术的应用,主要包括倾听与询问技术、无条件积极关注技术及合理共情等.     

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问题上,司法机关考虑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身特点,片面追求保护的力度,轻视刑法的惩罚教育作用,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上过多使用缓刑或单独处以罚金等刑罚,导致部分案件罪责刑不相适应,量刑畸轻,对未成年人达不到应有的威慑和惩罚作用．致使教育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达不到,反而纵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因此,我国应引入英国等国家的“社会服务令”刑罚制度,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令”制度,以便在惩罚和保护未成年罪犯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既矫正和帮助未成年人成长,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罪犯的权益,并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罪犯个人利益双赢。     

青少年犯罪矫治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研究

分析指出,我国的矫治社会工作经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社会帮教、工读教育、劳动教养、社会处遇以及狱中矫治等特色实践形式。对于推动青少年犯罪矫治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研究认为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应在遵循对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前提下,结合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推动青少年司法、矫治制度等社会工作介入机制的完善和本土化。     

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工作个案报告

社区矫正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当前青少年犯罪社区矫近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A是安徽省某县社区服刑人员.通过对A的个性心理特征、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的分析,社区矫正工作者对A进行了4个月的社区矫正,A从思想到行为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良行为的矫正缺位、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有限、不起诉对象的后续矫正不到位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流于形式等问题，以国家亲权主义为理论支撑，紧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刑罚认定上的差异性问题，通过相应的专门立法，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机关配合监督的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发展路径。     

未成年人道德教育困境的原因及对策研究——以西安市中小学生道德教育为例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转型期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境,为了加强和改进西安市中小学生德育工作,走出德育困境,政府应为中小学德育工作提供良好的社会政策支持;建立开展长效性社会道德实践活动的工作机制,扎深道德教育的根基;坚持道德教育的整体协调性,加强全体市民道德教育,为未成年学生创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努力推进家庭教育工作,办好各级各类家长学校,优化家庭德育环境;加强社区未成年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优化社区微观环境;全面改革和创新学校德育体制,强化学校德育效果。     

地方政府以商业保险协同社会救助机制研究

面对社会救助领域依然存在的各种风险，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采取购买商业保险的形式来协助救助对象予以应对，在大病医疗及护理、自然灾害、意外伤害等领域，商业保险较多介入到社会救助之中。文章在阐述商业保险介入社会救助现状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分析，认为目前的社会救助领域依然存在政府独自承担而财政负担沉重的问题，问题的化解应形成政企合作、政社合作多元参与的社会救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