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端”说看伦理学的基础与方法

孟子"四端"说在儒家伦理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其中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对现代伦理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一是人类道德的基础,即人性"四端"的预设是否合理;二是"推己及人"的类推论证方法是否有效.在现代视域中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能使我们对"四端"说以及传统儒家伦理思想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现代伦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与方法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     

孟子与道家

孟子是正统儒家之徒,但他游学稷下,深受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影响,使他深化和发展了孔子学说。孟子深入探讨了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的本然根据,揭示了人性之本然与自然的一致性,努力把仁义礼智化为人的内在本性的组成部分。孟子的心性学说为儒家道德学说尊定了理论基石。孟子的四端说、“诚者天之道“说”、人性自然说、本心说、不动心、存心、养心说,均得益于道家的道论、心性论以及心气论     

论儒家伦理的自然情感基础

宋明理学家在其道德学说中,经常征引《孟子》中“孺子将入于井”的譬喻。这一譬喻,在解释孟子人性论中所说仁之端的同时,还显示出儒家伦理构架一个根本性的理路：重视“情感的自然”。儒家伦理思想在核心点上特别表现出以人的自然情感为基础,这一点与西方伦理学主流的理性主义传统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以自然情感为基础,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并对推进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孟子》与思孟五行说

简帛《五行篇》的出土,给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的千古之谜提供了答案。荀子所谓的思孟五行应是仁义礼智圣,而不是如后人猜测的仁义礼智信或金木水火土。通过对《孟子》的解读,发现“五行”的具体所指及《五行篇》与子思、孟子学说的关系,就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孟子》与思孟五行说

简帛《五行篇》的出土,给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的千古之谜提供了答案.荀子所谓的思孟五行应是仁义礼智圣,而不是如后人猜测的仁义礼智信或金木水火土.通过对《孟子》的解读,发现“五行”的具体所指及《五行篇》与子思、孟子学说的关系,就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己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已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进化论伦理学视野下的孟子

当代进化论伦理学的研究表明,灵长类动物学和进化生物学中的一些发现为孟子的性善论和对同情心的强调提供了经验上的支持。这种来自经验科学的支持在当代规范伦理学强调经验可靠性的背景之下显得尤为重要。孟子道德理论在经验上的可靠性不仅展现了这种理论在人性解释上的力量,也为孟子所提出的规范伦理学模型较之于其他模型的优越性提供了一种辩护。     

《孟子》《荀子》感学初步比较——儒学之美学的可能性探讨

本文鉴于汉语"美"字与西文beauty、Schne不相当,遂着眼于把美学按古希腊文原义与此词首铸者鲍姆伽登的意思理解为感学。论及儒学之感学,就要分为美学、善学两个方面。《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荀子》的相当学说为:"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同样主张美、善同根:感性判断力;荀说更细致、完整。分析《荀子.性恶篇》对孟子性本善的批判,其失误在于"性"这一概念所指相异,孟子指四端,荀子指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牟宗三智的直觉说对儒学之感学是一重要挑战。智的直觉之意义是良知返照。如果牟说成立,则儒学之美学依据感性直觉,儒学之善学依据智性直觉,那么,儒学之感学须歧出为二。儒学之美学论美,还须论境界、气、神、骨等,与智的直觉说不相容。     

李玄逸的四端七情论

在朝鲜中期的"四端七情之辩"中,李退溪与李栗谷之间虽未直接交锋,但他们对于"四端七情"的不同看法却分别为后世儒者所继承,而形成所谓"主理派"(岭南学派)与"主气派"(畿湖学派)之对垒。李玄逸是所谓的"主理学者",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继承退溪的观点。他撰有《栗谷李氏论四端七情辨》。李玄逸的辩驳文字,当中显现三重混淆:首先,他并未意识到,朱子以其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性理学架构来诠释孟子的"四端"说,其实偏离了孟子的基本观点。其次,他未意识到,在理气论及"四端七情"方面,李退溪的观点已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反倒是李栗谷更忠于朱子的观点。最后,他也未意识到,当李退溪的观点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时,李退溪反而比李栗谷更接近孟子的基本观点。     

四端说——德性之根源

孔子开创了儒家哲学,孟子继承了其学说并将其发扬广大。"性善论"的提出是孟子对孔子仁、义、礼的补充,这一说法的提出,说明了道德本体的理论,"四端说"是一个价值意识的自觉之说,它的扩展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教化,而且是一种付诸于实践的主体能动活动,同时也是一个人格的内在修养过程。即从"四心"到"四端"再到"四德"的一个主体自我修养过程,是一个要达到德性的根源,即它只是达到德性的起点,要达到真正的德性,还必须是主体不断努力的结果。     

“四端”并出何以可能——孟子“一有三非”句再探

学界普遍认为在《孟子》中的"孺子将入于井"一章只能证明"四端"之一的"仁"之端。实际上,在孟子所设计的"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个案例中,孟子用"一有三非"句同时提出了"四端"。"一有"即有"恻隐之心",孟子通过正面、肯定的方式界定了"仁之端"的先天必然性。"三非"是对三个可能触发"恻隐之心"的条件的否定。孟子在"三非"句中暗设了"重义轻利"、"存公去私"和"良知良能"三个哲学命题,他通过内涵、否定式的方式界定了其余"三端"亦是人的本能情态。"四端"之心的同时提出暗示着它们是孟子人性论中四个相即不离、紧密联系的四种先天情态,通过《孟子》中的文本可以正确地理解"四端"之心的内在关系。     

儒家修身“四端”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孟子修身“四端”学说的基本内涵,厘清中华民族道德精神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与创新的内在联系,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一个传统视角并提出相应建议.     

孟子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舍生取义”学说和对“圣人”理想人格的追求,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借鉴和启示作用,孟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进取精神,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     

朱熹道德伦理学说建构初探

通过对朱熹伦理学说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环节的分析 (如从学李侗、《近思录》编纂、鹅湖之会、《四书章句集注》完成等),阐发朱熹道德伦理学说形成的基本过程和基本框架,即:朱熹道德伦理学说的出发点是解决求为圣贤与做圣贤难之间的矛盾;其道德伦理学说建构的起点是对“未发已发”问题的探索;其伦理学说的基本框架是:围绕“成德目标”(理想人格)对“成德工夫”作重点阐发,形成以解决本体论问题为前提、突出道德认知、致知与力行并重的道德伦理学说。     

论《孟子》同义词显示的七种格式

运用“双重印证法”对《孟子》的篇章、段落、语句中语词与语词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考察《孟子》原文中所蕴涵着的单音节实词的同义关系 ,在《孟子》中显示语词同义关系共有七种不同格式     

试论孟子良心观

"良心"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告子上》篇"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一语,本义指人本然之善心,置重于个人天赋所具之性,并散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考察孟子"性善"论和"四心四端说",探求其良心观的践行之方,可以证明孟子良心观之于个人成善、成德的内在致思理路。     

亚圣的“仁政”与“善教”——解读《孟子》

《孟子》是记录孟子言行的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历代学者对《孟子》的成书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其一，该书由孟子及其弟子合著；其二，该书由孟子自著；其三，该书由弟子追述而成。孟子的仁政主张、性善论和教育观，表现出孟子率直的个性和重教思想，这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是一脉相承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修齐治平思想溯源———论周公对孔、孟及其他儒家的影响

周公是中华文化的奠基者。他的思想言论主要记录在《周书》诸诰中。他对儒家、道家都产生影响。他被尊为“元圣”,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宗师产生重大的影响。周公一生平乱、封建、制礼作乐,他在政治论 （修身说、君臣关系说、理想政治说、革命说、民本说）、礼意比礼仪重要说、家庭伦理说、天命观、人性观等方面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大学》及《中庸》等在不同面向、不同层次产生影响,对塑造儒家学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