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话语"概念之解码

话语理论家福柯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基础上,提出"话语"概念。他的"话语"概念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随着其哲学思想的发展而逐步确立。首先,话语定位于以"异位"为开端的知识型的空间构型之中;其次,话语由实践性的陈述整体构成;最后,来源、间断性和离散性成为话语的主要原则。在此概念中,福柯反传统历史观、反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现。     

福柯的生命政治与生命概念辨析

“生命政治”是福柯最复杂的概念之一，涉及福柯的权力分析及其后期的一系列主题。通过辨析福柯的生命政治、生命权力概念，并借助对福柯的“生命”概念在规范和审美两个维度上的延伸讨论，发现对于福柯而言，与康吉莱姆的“否定性生命价值”相对应，生命政治的核心仍然是在生命的肯定性层面，自由、反抗或者新的主体性的生成，均与这一肯定性的生命政治理解密切相关。     

葛兰西论侦探小说——兼及福柯关于犯罪文学的话语分析

葛兰西从美学高度分析了侦探小说的商业性．提出应从“实际的和文化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等方面分析侦探小说流行的原因。葛兰西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实际上将侦探小说视为“人民一民族”的文学的一个部分。福柯的话语分析则表明,侦探小说、或者犯罪文学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话语实践转型的产物。并在诸多社会层面产生与之相关的话语效果。二者的分析有趣地勾画了侦探小说历史流变的谱系。     

谁在说话——福柯的话语与认识

对福柯的话语与认识的思想进行阐述和分析，福柯描述了历史上的三种知识体系，他认为知识是在话语中阐述，话语是人、理性、形式、物、生命交织的场所，他揭示了语言中人与物、欲望和物、生命和形式等多种矛盾，但这些矛盾只是得到揭示，他并未能解决这些矛盾。     

反思生命与政治关系的三重空间——对福柯生命政治的一个扩展理解

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生命政治"的狭义概念容易陷入生命与政治二元关系的不决困境。但结合福柯早中晚期的整体思考,可以为应对甚至跳出这个二元困境提供一个反思的三重空间:通过批判动物政治并把握政治恰切所蕴含的复杂作用机制,可以使关于生命和政治的知识构造与权力运作呈现出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轨道,从而呈现出生命与政治的双向矢状关系;通过阐明乌托邦在面对现实时产生的失语,指出正视异托邦所引发的不安的必要性,由此在静止的知识与主体关系中纳入历史的流动因素,可以为生命与政治关系提供多样性的可能空间;通过揭示苏格拉底之死中蕴含的"自我关照",澄清使动者在治理术中运用策略展开新权力关系的可能性,可以打开生命与政治从斗争关系转向治理关系的伦理空间。福柯提供的这些反思要点,使作为实体结构呈现的知识—权力—主体的反思框架转变成由自我与他者的治理技术、判真形式以及自我关系构成的三重空间网络,由此可建立理解生命与政治关系的一个更为多元的图景。     

文学批评中的话语

自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以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一直探寻“语言”和“言语”在文学领域的对等物,而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突破了“语言”和“言语”这两个层面的束缚,进一步提出了“话语”的概念。论述了话语的核心内容:话语秩序与话语权力。     

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文学书写

无论是霍布斯契约国家论以降排异的否定性生命政治,还是继福柯之后的政治哲学家们所提倡的生产性生命政治,都能在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中找到表述。更有意义的是构想异质生命共同体的文学书写,契合了埃斯波西托所论述的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双重逻辑以及在语义分歧间存在的辩证关系。文学书写细致入微地呈现了风险与危机之下政治论述的复杂性、微妙性、开放性以及非完成的时态。基于生命政治理论的免疫逻辑和共同体概念,从文学研究的社会及历史维度探讨现代生命政治空间的矛盾、危机与未来展望,可对后疫情时代共同体新秩序的构建产生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文学书写

无论是霍布斯契约国家论以降排异的否定性生命政治，还是继福柯之后的政治哲学家们所提倡的生产性生命政治，都能在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中找到表述。更有意义的是构想异质生命共同体的文学书写，契合了埃斯波西托所论述的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双重逻辑以及在语义分歧间存在的辩证关系。文学书写细致入微地呈现了风险与危机之下政治论述的复杂性、微妙性、开放性以及非完成的时态。基于生命政治理论的免疫逻辑和共同体概念，从文学研究的社会及历史维度探讨现代生命政治空间的矛盾、危机与未来展望，可对后疫情时代共同体新秩序的构建产生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所有的力量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论福柯的权力概念

福柯赋予权力以社会本体论地位,从多个方向上更改了经典政治理论的权力概念。在话语—权力—身体相互构成的分析中,理性的统治成为福柯权力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经济批判的政治理解模式,经济关系至多被看成是理性权力运行的具体领域,由此使政治阐释超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框架。理性权力批判作为福柯理论的主题和基本贡献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典型特征和当代政治思考的基本方向。     

福柯思想渊源梳理

福柯对哲学、史学、文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与他所受的多重思想影响的泽溉是分不开的。梳理福柯思想渊源对于理解福柯思想的发生和演变至关重要。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德国哲学,卡瓦耶斯、巴歇拉尔、康吉莱姆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法国概念哲学以及布朗肖、巴塔耶和马拉美的法国文学都对福柯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粗线条地勾勒出这些关联。     

后现代知识权力理论反思——从尼采的“权力意志”到福柯的“话语权力”

尼采是在信仰领域,对"真理""上帝"等资本主义制度所编织的一套话语系统的合法性大胆地提出了质疑,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正是对前者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福柯通过对"话语"的谱系学考察发现,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福柯对于话语权力的分析是通过他对"知识史"的考古式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把知识还原为话语。福柯通过对话语的梳理,将知识与权力离析,从而发现当今文明社会中所谓的"文明""科学"不过是权力的另一种表现而已,人的"主体"并没有能动性,而是在各种权力网中"被构成"。     

话语实践与激进政治：从福柯到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实践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和话语实践问题的讨论.一方面,他们继承了福柯关于话语的"离散中的规则"的思想,反对话语的任何先验的或经验的统一性,认为话语实践就是在一个散布的差异空间中的"接合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又批判了福柯在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只是话语内部的区分,整个社会生活就是一个话语空间.如果说福柯在话语实践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了二重性的话,即话语反对权力又与权力合谋,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明确地将话语实践与激进的多元民主结合起来,重新为丧失活力的欧洲左翼找到了革命的使命,尽管是以不确定性为代价.     

从福柯的权力话语视角看林纾《黑奴吁天录》的翻译行为

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指出：任何话语,包括文学的话语,都是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话语乃是权力的话语。作为一部西方重要的文学翻译作品,《黑奴吁天录》是由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的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林纾根据当时的国情选择并翻译了这部作品,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了删节和改写等手段,充分行使了作为译者所应拥有的权力。     

生命与政治的悖论: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的三个源头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洞察来源于阿伦特、本雅明和福柯三位思想先驱。阿伦特通过对"政治生命"和"单纯生命"概念的区分,试图将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单纯的政治实践。这一思考产生了单纯生命的悖论:单纯生命既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又是消解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因素。本雅明利用"牺牲"概念和犹太—基督教神学传统,消解了阿伦特的悖论,却将政治行动转化为维护律法的暴力行为,并在献祭—净化的循环中,将纯粹生命本身转化为律法实施的最高目标。阿伦特和本雅明的哲学和神学反思最终在福柯对现代政治技术的分析中,呈现为现代生命政治内在的实践逻辑,人的自然生命成为政治的目标,却在被政治技术的抽象化利用过程中,转化为"赤裸生命"。借助于三位思想家的论述,阿甘本重建了生命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关系,他认为,赤裸生命就是人类生命的"门槛"(threshold):它处于生命的存在和消亡之间,将政治权力最为悖谬的两种功能,即捍卫生命和威胁生命同时表征出来。     

基于帝国理论的生命政治思想初探——对奈格里、哈特相关观点的解读

生命政治概念能够相对系统化地进入大众视野,福柯在这个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而奈格里与哈特根据马克思的相关思想理论和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以新时代所面临的社会变化来建构其理论框架和批判逻辑,从而形成了具有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生命政治思想。奈格里与哈特对当前世界秩序的讨论与研究,毫无疑问,这不仅充分地展现了他们独特的学术风格与鲜明的创新精神,也为我们了解全球化时代下的政治秩序、劳动范式等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外省":一个新的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以20世纪河南文学为个案

从外省文化空间的嬗变透视文学的生成是地域文学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外省”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处于转型时期的20世纪中国,外省文化界和中心文化界之间的功能和位置随着政治话语的不断变化,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权也在不断转换,它们之间由于地缘文化差别、政治差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差别直接影响着本土文学的特征和审美倾向性。以此为理论基础考察20世纪河南文学及其它地域文学会有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发现,它避免了静态地域文化研究的纯粹性格论和类型论。以“外省”的角度进入社会学、人类学的领域去考察当代社会、文明、制度,能够衍生出很多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在语言的边界寻求超越——对福柯之言与行的思索

福柯的哲学围绕知识、权利和主体三个概念构成,而主体是其核心概念。福柯认为主体是生命力、知识体系与社会权力互相作用下的产物。随着现代话语模式的终结,由这种话语模式构成的“人”也将随之终结。在前“人”离去的空间里,人必须开始自我建构,即利用“自我技术”进行自我生产。福柯对文化的边界研究、他的社会边缘心理以及社会边缘行为相辅相成,其最终目的是摆脱现代性的控制,获得自由的极限体验,并且不惜为此付出死亡的代价。     

软实力中的政治文化符号构建--以话语策略成就的克林顿为例

相对于硬实力,软实力在文化意识形态输出中的作用更加潜移默化,而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话语促成的身份构建,它决定了输出策略、输出方式和输出效果。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中和卸任后都向世人展示了他令人惊叹的多重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总统”和“前总统”的概念和期望值。值得分析的是,克林顿在任时和卸任后在不同语境下的话语策略是如何帮助他成为一个用话语策略构建起来的政治文化符号,而美国政治大环境又如何可以宽容并利用这个符号实现软实力的增强。     

边缘的建构与维护——从话语权力的运作看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转型阶段二元结构下的独特现象,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很多学者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来分析农民工问题,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社会排斥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对农民工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排斥。本文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借用福柯"话语"的概念,以及关于知识、真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尝试分析在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中,话语权力的运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农民工的"他者"和边缘地位是如何被主流话语建构和维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