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逻辑与政策回应——基于弥勒山兴村的观察与思考

确定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在于探寻变迁的路径。无论是基于学理的逻辑分析,还是基于实证的数据分析,都表明了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村落共同体的转型不能听任市场经济和资本力量的冲击和激荡,村落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实现转换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力量适度在场。村落共同体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权威认同的变迁,无不显示着国家建制性权威资源的积极发挥,是实现村落共同体的现代转型必不可少的条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揭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有助于从理论上回答后续扶持的政策范畴、价值导向及行动边界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借鉴奥田道大地域社会理论视角及其地域社会构造模式动态变迁分析框架,从地域格差与空间变迁、地域生活与要素配置、地域治理与主体重塑、地域秩序与制度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核心议题与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搬迁动员、稳定脱贫、主体发展和融合共享四个阶段,系统阐释它们在空间联动、要素整合、扶持机制、主体重塑、制度变迁等实践导向上的扶持政策瞄准和阶段演化趋势。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秩序演化的多元动力机制及多样推进模式,使其地域格差演进、地域生活营造、地域治理重建、地域秩序整合的实践过程呈现演化周期性、空间联动性、治理互嵌性、融合梯度性。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易地搬迁社区后续扶持应当围绕贫困治理逻辑转换、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及主体性融合发展,突出能力建设和长效机制;同时,回归现代地域社会的共同体本位,强化治理能力扶持和后续扶持阶段的常态化治理体系建设。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与村民集体行动:村落治理结构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赣南G村道路修建事件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及村民集体行动作为我国村落治理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对G村道路修建的"事件—过程"分析发现,后税费时代村落治理结构经历了从内生性治理到动员性治理再到脱嵌化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在内生性治理时期,村落治理需要外部权威的裁决才能保障村落内部秩序的平衡,村落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在村落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日益衰减,村落治理需要依靠软磨硬泡为代表的软强制的动员才能实现;而到了脱嵌化治理时期,村落社会需要依托经济精英领导的理事会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运转。G村村落治理结构的转换体现了"规划性变迁"的农村治理逻辑,村落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离散化的特性。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村落社会来抵御市场的冲击,重构"互动共治"的村落治理结构。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

基于村落边界理论视角,从地域、经济、治理和社会4个维度构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的理论框架。将农民集中居住区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既有村庄类型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边界形塑的实践样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市场驱动型村庄边界的演化过程,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边界演化及社会空间重组具有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经济、治理、社会等多元融合的地域关联及边界形塑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应突破“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的行政社会实践逻辑,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重构新型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生活与城市体验空间融合、农耕文明与都市文化地域重构、礼俗秩序与法理规范协同共治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中国村落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下命运

村落因满足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而产生。在家户制传统下，中国传统村落的自主性相对较低，但实质仍是共同体，形成了“国家—士绅—村落”三者互构的治理模式。自晚清现代性转型以来，村落先后经受了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冲击，但并未解体，这从经验层面说明了村落共同体的功能不可替代。由此，虽然当前国家和市场对农民的影响日趋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村落的终结，而是实现转型，从传统封闭自律的生产生活共同体走向现代开放自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为规避市场对村落的僭越，国家理应承担保护责任，但村落的未来仍取决于农民的主体实践。     

传统节日庆典与村落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以恭城石口村瑶族“花炮节”为例

花炮节是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石口村最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传统节日庆典。花炮节主要内容包括还花炮、游花炮、文艺表演和抢花炮,是一个有祈福、庆祝、纪念、祭祀、社交等多重内涵和性质的综合性节日。花炮节承载着村落历史、民族记忆,有利于地理边界、社会边界的再确立;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与现代观念、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碰撞,实现村落秩序的整合;有利于利用文化资本,助力村落振兴,实现了文化共享。花炮节推动了村落边界的再确认、秩序的整合以及文化共享等多重目的实现,展现了村落共同体生成的实践路径。     

社会空间视角下的村落变迁与社区重建 ——对粤北客家农村“祖厅”的考察

从社会空间视角对村落变迁进行考察能够提供新的认识和启发。粤北客家农村是典型的宗族型村落空间系统,祖厅作为村落中的主要权威空间而存在。通过对祖厅的空间形式、价值及功能的考察,发现旧有的村落空间社会系统正在瓦解,作为熟人社会的村落共同体逐渐变得陌生化。要重建新社区共同体,必须加强对传统村落空间的保护和借鉴,注重新社区的空间建设。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北京魏公村史顾(续完)

2 0世纪 70年代末 ,北京魏公村形成了新疆街 /新疆村 ,它有空间的历史基础。元朝将都城由前朝京西南莲花池水系向北高粱河水系的转移 ,使燕京西郊的畏兀人聚落置于大都城郊 ,并形成元廷畏兀儿仕宦家族陵园。明朝都城的南移又使之位于郊外 ,至清代萧落。其居民或伊斯兰化或融入当地人群。但这一地名得以延续 ,成为其后辈遗产记忆和意义调动的符号资源。历史学应关注主体对意义感知的历史     

格莱珉模式与中国村镇银行的发展之路

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都需要资金。而目前国内银行金融资本大量汇集于城市，广大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低，资金来源少。荣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格莱珉乡村银行在农村针对穷人的信贷方面做得很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孟加拉国的发展和农村建设。分析了格莱珉银行经营运作的成功经验，结合当前我国国情，对发展我国村镇银行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北京魏公村史顾(待续)

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魏公村形成了新疆街/新疆村,它有空间的历史基础。元朝将都城由前朝京西南莲花池水系向北高粱河水系的转移,使燕京西郊的畏兀人聚落置于大都城郊,并形成元廷畏兀儿仕宦家族陵园。明朝都城的南移又使之位于郊外,至清代萧落。其居民或伊斯兰化或融入当地人群。但这一地名得以延续,成为其后辈遗产记忆和意义调动的符号资源。历史学应关注主体对意义感知的历史。     

化解村级债务的对策研究

村级债务问题是乡村治理结构中的难题 ,村级债务能否化解 ?如何化解 ?从实证分析来看 ,村级债务问题能解决 ,但必须依靠以下几点 :村级治理结构的简化 ;创造一定的村级集体收入应付公共开支 ;妥善推行村帐乡管政策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农村“两委”班子成员腐败犯罪剖析--以10个典型案件为例

近些年,媒体报道的有关农村腐败的消息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从公开的案件来看,农村腐败的犯罪主体绝大多数是村支书和村主任,这些农民身边的“苍蝇”严重危害了党和国家的执政根基。治理农村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深入分析该类犯罪现象及其原因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尊重和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在农村反腐斗争中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另一方面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惩治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的人事制度建设,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和扶贫补助资金的监督,完善农村的选举制度,并堵住农村“两委”班子灰色收入的来源。     

农民工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研究——陕西南部石门村实证调查

农村社会发展存在着地区间的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将不同村落之间的不平衡和农民工的作用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村落的农民工,对其流出地--村落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结论.文章以陕西石门村为个案,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农民工对村落社会变迁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石门村这样的传统村落,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于村落的经济影响非常明显,而在其他方面,如村落社会结构、习俗、农业生产等都不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村级干部能力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以四川川南为例

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构建村干部能力指标体系,分析了四川川南地区村干部能力现状。研究认为,当前村干部能力建设不容乐观,需要创新村干部培养模式,建立区域性村干部培训中心,大力开展村干部学历教育,加强村干部培养力度,完善激励机制。     

乡镇建制:历史、现状及未来

乡镇是中国农村地区的基层行政建制单位。乡建制萌芽于春秋战国之际,定型于秦汉时期。镇建制始于北魏,现代镇建制出现于清末。乡镇建制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演变。从1998年开始,乡镇处于大规模撤并过程之中。乡镇撤并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总体而言,乡镇作为一级建制仍将延续,但乡建制和镇建制在各地的未来走向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