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书学产生的历史动因

<四书章句集注>是继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儒家单经的群集.朱熹有适别地运用章句和集注两种诠释书体对<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通加注释,内在地建构起了以四书本文为诠释对象、章句集注为诠释本体的四书系统.<四书章句集注>的行世导发了以四书本文、<四书章句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宋代四书学热潮.促使儒学思想史上这一盛事在宋代发皇的社会历史动因是贫弱的社会对士大夫觉悟意识起了激发作用,需求文治的社会营造了宽松的学术文化氛围,佛道二家思想的激促与宋代儒家的自我警醒.     

义堂周信诗文中的"江云渭树"--日本五山文学杜甫受容的一个侧面

日本汉诗文中常常可以看到"江云渭树"这个诗语.这个诗语在南北朝时期(1334～1393)的五山文学中就已经非常流行."江云渭树"出自于杜甫的<春日忆李白>诗(<九家集注杜诗>卷十八)的诗句"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原本表达的是杜甫(712～700)对李白(701～762)的思念,后来成为一句表达对友人的思念的成语.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也是这样.拙文意在通过对日本南北朝时期的五山文学中的代表诗人义堂周信(1325～1388)诗文中的"江云渭树"的分析,了解日本五山文学杜甫受容的一个侧面,即杜甫重朋友之义的重视.     

贯休蜀中诗作系年考证

本文以<禅月集>为底本,并参照中华书局本<全唐诗>及其<外编>、<补编>中收录的贯休在蜀中创作的所有诗歌作品,对贯休自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秋至前蜀高祖永平二年(912年)间创作的诗歌作品进行详细的考证并加以系年.     

竟陵别调——马之骏与《妙远堂诗钞》

明朝中后期的诗人马之骏,在当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无人提及,对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其实他在当时颇有诗名,并同竟陵派的钟惺互为诗酒之友.其留有诗文集<妙远堂集>四十卷.后人曾于清代重刻其诗歌选集<妙远堂诗钞>五卷,收马氏诗800余首.     

宋元之际诗学理论的不同探索——周弼、范晞文、方回诗学个案分析

周弼<三体唐诗>、范文<对床夜语>、方回<瀛奎律髓>是宋末、元初三部重要的诗学理论著作.三者都是就近体诗或着重就近体诗而言的;三部书都以"情景论"为其重要理论基础.但在诗学旨趣、理论核心、宗法对象、排击对象上又有差异.同反江西诗派,周弼看重许浑,范文高标杜甫;都宗杜诗,但范文推崇杜夔州前声色流动之作,方回则青睐夔州后瘦硬松劲之诗.     

李商隐政治诗中的“甘露之变”

李商隐的政治诗是他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真实地反映了晚唐重大政治事件"甘露之变",这些诗作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关心国事、耿介不阿的李商隐.     

论杜甫七律的抒情特征

杜甫诗歌向有"诗史"之称,其诗史性不仅体现在叙事性极强的古风中,也体现在以抒情见长的七律里.杜甫创造性地完成了以抒情反映诗史内容的创作方式,在诗史中仍把抒情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而<秋兴八首>等诗篇则通过抒情的反复咏叹和客观意象主观化,体现了其"篇终接混茫"的美学追求.意象密集和音节错位所造成的鲜明、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是杜甫七律超越初盛唐七律之处.     

论闻一多《死水》的审美价值

<死水>是闻一多先生的代表作.读<死水>,只有纠当时人不重其思想内涵之偏(<死水>是一首愤激的爱国诗);也纠闻先生辩解自己"没有技巧"之偏(<死水>贯彻了诗人"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的诗歌主张),才能真正领会<死水>的审美价值.在借鉴西方诗歌绘画理论的同时,闻先生又提倡恢复"对旧文学信仰"及中国古典诗画意境之传统,因而在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及局限(全盘西化而导致传统文化断裂的今天,闻先生的主张更见其卓越之处.     

《古诗十九首》的节奏美

<古诗十九首>被刘勰称誉为"五言之冠冕",除其"悲远之意"给人以深深的震撼之外,它独特的音乐般的节奏,也是其魅越千古的原因之一.从<古诗十九首>诗歌语言组织的重复与变化两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无论重复还是变化都必须源于诗歌的内在情感的表达意图,恰如其分的情感抒发,是其形成"怊怅之情"的原因所在.     

论"末世情怀"在《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的表现

当一个朝代走向衰落时,它的文学主流就由兴盛时期的关注国家政治、渴望建功立业转向对自我的关照,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主题常常表现为"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末世情怀".本文分析了"末世情怀"在<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的表现,并从"末世情怀"的产生,<诗经>、<古诗十九首>和晚唐诗歌中表现"末世情怀"的诗歌的诗人身份、表现内容、表现风格等方面分析了异同.     

从《十家注》到《百家注》集注的发展演变看宋代杜诗之伪注

通过比较《十家注》与《百家注》在集注上的因袭变化,可见宋代杜诗伪注的产生以及发展演变的轨迹,具体表现为:将无名氏所有的旧注变成王洙注;将一人之注分割为多家注,伪撰人名或伪托名人等等。同时可见伪注的特点及其在杜诗学史上的消极影响。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弦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孽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宋诗别裁集》批评主张管窥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名选.该书在编选时崇尚理学,多选理学家之诗;在宗唐前提下,有唐宋兼采倾向.本文在细心钩沉几位编者的史传材料、认真研读其诗文集的基础上,指出姚培谦、王永祺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与该书的选本理念有着种种契合.     

明代李白集刊布述略

明代,李白集之刊布盛况空前,不仅各种宋、元版本得到大量重刻,而且明人自编的各种选集、评注本纷纷涌现,共计达58种之多,不少版本屡经补订,影响深远,成为李白诗文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的文献基础。系统梳理其源流、刊刻、传播及兴盛原因等情况,对构筑明代李诗接受史有重要意义。     

论宋亡“诗史”

宋末士子在经历了空前的鼎革动乱之后,对杜甫“诗史”精神有了比唐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对杜甫“诗史”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汪元量主要用联章组诗手法创作出来的宋亡“诗史”长卷,舒岳祥主要用以序代题手法创作出来的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则更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原因探析

《河岳英灵集》作为我国盛唐的诗歌选集,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等人的优秀诗篇都得以入选,从整体上反映了盛唐诗歌的面貌。然而书中却独独没有著名诗人杜甫的诗作。这一直为文艺界所关注和争论。笔者以为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在不能还原当时情形下,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大致推测历史曾经的可能性。由于《河岳英灵集》遴选诗歌的标准比较客观、正确,通过对《河岳英灵集》和杜甫生平及诗作的分析,可推测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杜甫在殷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尚未蜚声诗坛;二、杜诗风格与编选者的主张及当时诗歌审美的主流相悖。     

方回《瀛奎律髓》的选诗观

方回《瀛奎律髓》荟萃了唐、宋律诗的精华,铸成元代诗学选本的文化昆仑。依律选诗、以格选诗和重视正确示学门径的选诗实践,显示方回独到的诗学追求,尽管他未能一以贯之其选诗标准,存有因人选诗情形,这仍不掩其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      

李白诗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

李白诗在宋代有过多次整理编集。乐史始创全集编纂之功,宋敏求、曾巩二人分别增广与编次,使得李白诗文全集在北宋末年定型,影响到后世李白集的整理。宋代李白诗文集在流传中形成了两个系统,即《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与《李翰林集》三十卷本。这两个版本在体例与内容上各有优长,直到元代至正辛卯后再编李白集,才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