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吏隐与文人生活

“吏隐”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之间蔚然成风。宋代士人“吏隐”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端：第一,“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以参禅念佛作为仕途失意时的精神解脱;第二,“身在魏阙之下,心存江湖之上”,徜徉园林、卧游山水,在庙堂政事之余获得精神上的安闲与自适。宋代士人吏隐之风的流行,是当时特定的文化环境所致．亦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达和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而这种吏隐心态渗透到此期高度发展的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弥漫于文学作品中的“吏隐情调”。     

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

艺术品是艺术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宋词亦不例外。宋代士人是宋词的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到宋词审美风貌的形成。在滋生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隐逸精神的影响下,宋词形成了清旷、疏放、空淡的一脉审美风貌。宋代士人既积极入世又保持精神自由、追求诗意生存的人生态度对当前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启示。     

论司马光“独乐园”的文化内涵

传统士人园林对于其人生的完满与人格理想的构建意义重大,时至宋代,士人园林发展已极为成熟完备,地处华夏之中的洛阳更是荟萃了当时士人园林的精华,在众多园林中,独乐园虽小,却因有了司马光人品之涵养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在传统士人园林中占有一席之地。独乐园为司马光赋闲洛阳时所建,它蕴含着司马光的处世态度与价值观念。所谓"独"与"乐"别具一番深意,对司马光而言甚为重要,既反映了司马光当时的人生状态,也寄托着他的人格理想,即一方面是著书立说、上师圣人、下友群贤、徜徉山水的自在人生,另一方面,则省分知足、独善其身、坚持原则的人格操守。     

山水诗中审美主体自我呈现方式的变迁——以晋唐至北宋为断限

随着士人自然审美意识的深化,山水诗中审美主体自我呈现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层次:以玄佛对山水是要从山水中发现对应于主体的精神本体,主体置身自然之外;以情意对山水是以山水为生命之情的直接形式或载体,主体向自然融入;以哲思对山水是以山水为求诸内心的媒介,表达主体内在心灵对人生、历史和宇宙之道的深刻体味,主体独立于自然之上.这个逐步超越现象界、回归内心的主体自我呈现过程,是庄玄、禅宗艺术精神转换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社会自中唐以后审美理想蜕变的典型反映.     

晚明士人豪情美学的文化透视

“豪”作为晚明语境下的士人情关之理想，既积淀着特定社会的文化底蕴，也负载着晚明士人的审美理想，因此探讨晚明士人豪之情美，其要义有三：一是揭示尚豪之心理契因；二是辨析尚豪之美学涵义；三是梳理尚豪之美学境界。     

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略论陶渊明园林的文化意义及其影响

魏晋时期士人园林兴起,陶渊明的园林以其自然朴素、充满隐逸情怀而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士人园林文化的不朽经典。陶渊明结庐人境,从自然中发现美、书写美。赞美园田居的宁静与自由,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陶渊明的园林以隐逸之志为内核,以鄙夷俗世为风骨,在中国士林园林史上树立了令人仰望的高标。后世士人园林深受陶渊明的影响,继承了前者的写意特征,以渊明诗文为园林景点题名,成为制造园林意境的重要手段而长盛不衰。     

中国自然审美传统的理论意义

中国古代有悠久深厚的自然审美传统,游山玩水、园林建造和于诗画中吟咏描摹山水成为中国人自然审美的三种基本形式。这一传统有助于我们解决自然审美、人类审美意识起源、美感从生理快感到心理快感之飞跃、人类审美心理形成之内在动力等理论问题。     

士、庶地位的转换与士、庶文化的消长合流——兼论宋词雅化的文化意义

唐末五代的战乱摧毁了六朝以来的士族门第,泯合了士庶界限,形成文化的庶民化转向。北宋庶民士人群体的日益壮大及儒学复兴潮流造成士人的群体自觉,使之形成不同于唐代的新型人格形态。与之相应,士人的文化趣味也因其庶民背景及政治地位的上升而呈现出士、庶冲突的矛盾性,宋代士人对词的雅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调和。随着功利价值的甚嚣尘上,士人的审美趣味与庶民文化趋于合流,士人进行俗词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士、庶合流的最终完成。     

东晋的山水品题与士人的山水审美意识

山水品题是东晋时期盛行的一种山水文学表现形式。其产生与魏晋名士的人物品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品题者最初是用山水来比喻名士的人格形象,此后自然山水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成为了士人品题的对象。东晋时期的山水品题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品题者通过移情的心理活动将主观感情注入到山水景物之中;其二则是品题者以观察者的身份对自然山水进行描绘。东晋时期的山水品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立意新颖、视角独到、意象精致、遣词造句优美,与山水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宋代写意山水园林与山水美学刍论

宋代写意山水园林产生于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全盛时期,其特点在于理石多奇峰,遣水重活水,强调绿化,重视科学技艺的运用,是日趋成熟的风水理论与园林艺术的完美结合。这类园林是文人士大夫理想与信仰的寄托,是宋代山水美学的集中体现,是山水文学、绘画、园林艺术的综合体,成为后世园林艺术的典范。     

宋代山水画与词的美学特征

自宋以后,词的审美风格主要呈现为"豪放和婉约"两种类型。豪放雄伟壮丽,婉约清秀优美,其间包含中正在内。与之相似,山水画在宋以后也有"南北宗"的划分,北宗阳刚宏伟,南宗阴柔秀丽。"宗派"来自"禅家",虽不恰当,却得默认,而这二者,就其宏观层面的美学韵味来看,说的是同一个道理。用豪放美与婉约美这对审美范畴,着重讨论宋代山水画的美学特征,并将词评作为评论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对照面,发掘宋代山水画展现的"豪放美和婉约美"的特质。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论宫廷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宫廷词创作

宋代宫廷是宋词创作、传播的独特文化空间,宋代宫廷词创作是不容忽视的文学文化现象。在具有多重特征的宫廷文化的强力制约和影响下,宫廷对词曲创作有着双重审美态度,对词曲的文化功能具有多重需求,宫廷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宫廷词创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宋代滑稽戏与宰相

宋代滑稽戏多有嘲谑宰相的现象,这与宰相的地位职权、戏剧的演出场合以及伶人的讽谏精神有关。谚语"台官不如伶官"的出现,既是台官受制于宰相,不能或不敢行使纠弹权所致,又是伶人依附于皇权并向士大夫靠拢,讽谏精神得到维持并增强的结果。而由于立场、需求不同,皇帝、宰相及其他人对滑稽戏的接受情况各异,对滑稽戏发展的影响也有差别。     

"闲赏"范畴与明清文人的审美生活

赏的审美意义在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然"闲赏"作为一复合范畴主要出现于唐宋以后的诗文中,尤其在明清系统品赏著作中作为章节命名使用。对"闲赏"范畴"文脉"进行简要梳理,可对照出明清文人所言"闲赏"之独特内涵:一方面,明清"闲赏"对象上的世俗生活性,使"赏"更具"闲"意,另一方面,"闲赏"范式上于感性形式中见雅趣的现代审美性,又使明清"闲赏"有了"以俗为雅"的倾向,遂与当下"日常生活审美"构成一种"形似神异"的映照。     

宋代江西休闲文化资源述略

宋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提升了江西的经济、文化地位和民众的文化生活需求,进而带动了江西的生态旅游、餐饮风物、文娱游艺等休闲文化资源的发展。宋代江西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足,人文底蕴和宗教色彩浓厚。宋代江西的餐饮风物有明显的江南地域特色,工艺产品有较高的品牌地位和文化价值。丰富而职业化的曲艺、戏曲表演是宋代江西文娱市场的产业支柱,并和神秘古朴的傩舞、歌谣以及各类游艺民俗活动一起,构成了文娱市场的人文基石。宋代江西休闲文化资源的发展繁荣,为当代江西的经济文化史研究以及休闲产业和区域文化建设留下了价值丰厚的文化遗产。     

论南宋田园题材作品的美学意蕴

在历练成熟的宋人这里,主体的审美观念变得更为接近实际。一切农村日常生活中耳闻目睹、人们以往司空见惯的平凡事物,一经主体审美观念的烛照,全都焕发出美的光彩,具备了滋味隽永的美学意趣。     

审美的两难困境——汪曾祺散文新论

汪曾祺散文承袭了明清文人的“闲适”语言风格，并进而形成了个体化的语言风格。因为现实社会语境中诸多因素的限制，他的“闲适”言说实质上是对自己精神内在家园的遮蔽，具体体现在他的言说与生命存在的冲突以及他对传统和现代的复杂体认．这些复杂的审美感受在审美上所形成的两难困境源于汪曾祺对生命的曲折表达。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