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中的哥白尼革命”：国内洛特曼研究述评

"文学研究中的哥白尼革命"是国内学界早期对洛特曼填平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鸿沟,消弭科学与人文界限的称誉。目前洛特曼正在面临重新语境化,文化身份被改写。就价值立场而言,国内学界趋向将洛特曼美学对接解构主义、文化诗学,强调洛特曼对结构主义的超越格局和后学气象。就理论形态而言,致力于激活洛特曼恢弘的文化视野下符号学具有的哲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史、文化史等跨学科特性和方法论本质,原归于结构符号学的单一轨道进度至文化符号学多轨并进。洛特曼原有镜像的转型,不仅开拓了洛特曼理论的接受视野,而且启发了"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文化研究。     

“不再流泪的洛特曼”：洛特曼在西方

60年代中后期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代表洛特曼以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身份进入西方学界视野。90年代后洛特曼面临结构主义身份认同危机,西方学界开始致力于放大其理论中解构主义因子,塑造更为开放、跨界、全新的“洛特曼”。通过描摹洛特曼在西方语境置换、视域更迭中呈现的独特镜像,不仅可以启发洛特曼后续研究,也可窥见西方学界对外来理论阐释的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立场。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学理反思

俄国文化符号学代表洛特曼倡导从文化描写的元系统出发,将文化与非文化视为互为制约、相互补充的复调结构。文化符号学不仅作为消解现代性的方案,有效避免了总体化的暴力倾向,揭示了复杂场域的权力关系引发的压制与突围,为地方文化、小型叙事提供了合法化存在的依据,同时促成文学性至文本性、文本性至互文性的转变,助益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型理论研究范式的形成,对“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理论意义。     

“奥波亚兹传人”： 洛特曼与俄国形式主义

作为“奥波亚兹传人”，俄国塔尔图符号学派代表人物洛特曼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以对话主义为核心要旨，汲取历史主义养分，从文本多因互动格局入手，挖掘出文本的开放性和生产性，丰富了文学性内涵，增强了陌生化阐释效力，拓展了文化视野下形式主义文论的发展空间。洛特曼首先从文学语言的结构功能切入，提出“第二模式系统”说，夯实了以语言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文论地基；其次以意义的生成秩序为契机，贯通文本与外文本，打破了形式主义文论的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的传统格局；接着强调文本的交际功能，突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往行为，修正了形式主义的作品中心论；最后落实到精细缜密的文本分析，引入“负技巧”零度结构，完善了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     

洛特曼符号学的人文气象

以对话主义为根基的俄国符号学的代表人物洛特曼运思于康德和马克思之间，在哲理层面揭示了主体存在的他者性，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同一性主体模式，以历史主义破解科学主义，以主体间性破除绝对主义，以关系主义拆除还原主义，从而展现了恢宏的人文气象。     

现代性的张力：巴赫金与洛特曼的启示

基于现代性批判视域,苏俄文论代表巴赫金复调美学以对话主义为要义,主张对话的未完成性,反对主客对立,颠覆独白美学,彰显多元价值观。洛特曼差异美学推举异质要素同时共存,在差异中求共识,多元中求汇通。在反思现代性,重构话语秩序的浪潮中,梳理苏俄文论资源,不仅有助于更加清晰全面地辨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启发蕴含差异、多元和宽容精神的现代性多样性方案设计,还可为后现代语境下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照坐标。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无疑是近二十多年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指的是把西方现代社会历史以“现代性”为中心概念加以主题化的反思批判。所谓哲学探究,对现代性而言,即是“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的问题,为现代性确立既不同于古典也不同于神学的规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规范根基的建设性重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贝克“制度风险观”述评

在当代发展中，风险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贝克创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作为现代性产物的风险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制度反思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对当代中国而言。应对现代性风险的重要实践选择，就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具体探索既发挥现代性制度的积极作用又对现代性制度的内在消极性进行有效制约的“制度行动”方略。因此，研究贝克的“制度风险观”，对处于“经典现代性”与“反思性现代性”双重境遇中的当代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     

文化动力的生产机制——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

关于文化发展的动力问题是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最基本而又最复杂的问题.包罗万象而又纷纭变化的人类文化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运转的?它的动力又来源于何处?针对这一问题,俄罗斯文化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洛特曼用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文化发展的动态图景,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文化动力的全新视角.     

后现代思潮与后现代史学论略

分析了后现代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对“现代性”、“后现代”与后现代史学进行了具体研究，并对后现代史学的主要特点作了新的研判。     

洛特曼的生活和创造

洛特曼是俄罗斯塔尔图学派的创始人,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方法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思维.他的研究特点是具体性、多角度性和系统性.他在研究中兼具语言学、心理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社会历史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数学和其他学科的方法和内容.文章介绍了洛特曼前期的文艺理论研究和后期的符号学理论和结构主义研究.洛特曼对18和19世纪的俄罗斯社会思想和文化,主要是对十二月党人的创作思想进行了分析研究.洛特曼文艺理论研究的精华是对普希金的研究.洛特曼从50-60年代开始结构学和符号学,他的新方法和新理论,推动了这一研究的发展.他写了大量的有关文艺结构学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诗学分析,结构诗学>.他创造了新的语言学方法论和教学法.无论从内容还是数量上,洛特曼的作品都相当丰富.     

现代性的历史文化根源新探

文章对现代性的历史文化根源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指出了现代性是与分散世界史中的传统文化相对的导向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文化的全球化特性.从狭义上来看,它主要是指自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到20世纪中叶的现代性,其本质是追求一种统一、一致、绝对和确定性,一言蔽之,就是追求秩序,反对和抵触混乱、差异和矛盾;而从广义上来看,由于"现代"和"现代性"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现代性"并非只有在"现代"才存在;虽然"现代"是包括近代、现代和后现代,但"现代性"却早在封建社会(特别是中世纪后期)的母体内已经孕育成长.所以,"现代性"应当包括封建社会后期(包括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近代、现代、后现代和现代化五个方面.它们既有相互独立、断裂的一面,又有相互继承、互渗的一面.现代性具有一个不断敞开的视界,是开放性的.它是瞬间性、流动性、未定性、水恒性和不变性的对立统一的、丰富、复杂、多样的整体.     

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

符号学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锐利的反思锋芒，既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又具备方法论的可操作性；既强调形式立场，又超越了形式研究的局限，是整个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归纳出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二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模式”符号学，三是以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形式哲学”，四是以巴赫金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理论”。这些代表性的符号学理论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解释譬如敦煌艺术符号、民间视觉符号、当代互联网符号等具有中国意味的研究对象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试图以“中国方式”重新阐释符号学理论，这种阐释旨在符号学理论的本土化，使符号学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更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     

由现代到后现代看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1 9世纪末以来,西方现代性发生了僵化与异化,其突出表现就是科学对人文的背离。后现代主义以逆向思维方式对现代性进行解构,具有打破僵化、开辟多元创新思路的积极意义,但它宣扬科学无真理,主体无价值,是对科学与人文的共同消解。后现代社会扬弃现代性、汲取后现代主义可取的一面,达到综合创新的新高度。后现代科学是整体的、系统的、多元的、协同学的,注重对科学事实的价值评价,科学重新被纳入人文精神的轨道;科学的发展以改变客观世界来改变人的精神世界,促成了人文精神的重构。     

雅各布森对索绪尔语言轴列概念的继承与发展

从修辞中的转喻和隐喻、失语症中的转喻和隐喻、诗学中的转喻和隐喻、风格学中的转喻和隐喻四个方面论述雅各布森对索绪尔组合系列和聚合系列这两个语言轴列概念的继承与发展,指出雅各布森的转喻性和隐喻性概念对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和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产生的影响。     

民间信仰发生机制的符号学解读——以四川江油及台湾地区哪吒信仰为例

本文尝试将卡西尔、苏珊·朗格、洛特曼、格尔茨等人的符号学理论用于对哪吒形象的文化解读。力图从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两大维度,立体认识哪吒形象的符号学意义,并运用发生方法学的方法,详尽剖析哪吒文化中的神格定位,分析其传播过程的符号发生机制,并相应考察其在传统文化继承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涵与功用价值。     

论现代性文学语境中的通俗小说

作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主要载体的通俗小说,在20世纪初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与作为“纯文学”的新文学不同,其现代性标志具有两个维度:物质的、商业的、市场的和精神的、人文的、审美的。前者经市场文化所催化,后者则为新文学精神所烛照。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伴随着后现代性的现代性文学语境中写作的当代长篇通俗小说产生了畸变。其从“媚俗”和“媚雅”两个方面消解了现代通俗小说的现代性,或是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或是彻底商品化,沦为后现代的“文化工业”。为此,必须恢复和重建中国通俗小说的现代性。     

现代性：学术关怀与社会关怀的理性话题(四篇)

学者们对于现代性给予不同解释,莫衷一是。对于东方国家而言,现代性是充满了一系列悖论和冲突的状况。在政治学意义上,现代性是导致出现绝对自我、人们过度解放和伦理丧失的现代性政治困境的“政治方案”。现代性危机源于现代性的本质——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表现为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达到紧张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致命的冲突。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超越现代性。探讨人文学术的后现代之路,实现人文学术的后现代转型,是超越现代性的重要方面,既是学术关怀,也是社会关怀。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鲁迅小说的现代性与非现代性

鲁迅小说在文化属性上既具有"现代性"的一面,又具有"非现代性"的一面。这一特点主要来自鲁迅的理性与感性、思想与其他复杂心理因素之间的矛盾性。鲁迅小说的这一特点使其内涵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声音",造成了其思想意蕴的复杂性和人们阅读理解的多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