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中的弗洛伊德元素

弗洛伊德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中是一位重要的"前驱",布鲁姆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借鉴了很多主体心理层面的观点,如焦虑、防御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的误读理论体系.随着布鲁姆理论的成熟和独立,他开始将弗洛伊德及其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来阐释其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并运用误读理论将其作为个案分析弗洛伊德与莎士比亚的误读关系.对布鲁姆误读理论中这些弗洛伊德元素的分析可以对他们之间的误读关系作出一个梳理和理论的阐释.     

"误读"的文学史 ——解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史观

美国解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将他的误读理论推演至文学史领域,建立了一套自律论的文学史观.为此,他提出了六种"修正比",来描述后辈诗人歪曲、误读前辈诗人的六种方式.布鲁姆这套颇为复杂的体系,是在互文性的理论层面上展开的.然而布鲁姆比结构主义者们走得更远,他以独特的误读视角扩建了或者毋宁说拆解了互文性的理论大厦.     

文本的误读与意义的创生——谈谈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概念

误读,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傅伟勋看来,误读是理解的创造性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是使传统理论不至于凝滞并保持鲜活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但"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不能等同于误解,也不能等同于曲解,它并不是一种违背文本含义和作者本意的解读方式,它只是"说出作者应说而未说者".理解作者,必须超越作者,是"误读"方法的要义,也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的要义.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误读"现象

比较文学中的误读是两种文化接触时不可避免的产物。误读既表现为单一的接受过程中接受者对异质文化的"自以为是"的解读,还可以表现为接受者对异质文化的不准确理解甚至误解。造成误读的原因是过分强化了比较文学的开放性特征,即泛学科、泛文化和文化化等。文化的多元与冲突是误读形成的内在因素,跨文化研究是误读的外在条件。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误读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误解、误评与误构——论现代中国美学对西方美学的误读

从布鲁姆"影响即误读"的观点来看,现代中国关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国学界不断误读西方美学的历史.这种误读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误解、误评和误构.文章依次分析了这三种误读方式各自的特征、表现、原因及其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并且指出,在中国未来的美学研究和美学发展中,应当最大限度地克服对西方美学的误解,努力减少对西方美学的非学术性误评和惟我独尊式的学术性误评,并在认真研究和积极借鉴西方美学成果的基础上,自觉追求一种既具现代性又富本土化特色的理论误构.     

"耶稣之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几种解读

"耶稣之死"的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曾经被加以不同的解读,有的是对源文本的复制,有的服从阶级革命的时代目的,其中鲁迅的解读特别富有存在主义的个体体认色彩,这一体认导致对耶稣之死的有意误读,鲁迅的误读是对源文本的更富创造性的解读.     

文化"误读":一只看不见的手--试论文化"误读"对翻译活动的操控

文化"误读"是主体文化对异域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而翻译活动是最直接的文化交流,因此其各个环节就不可避免地受文化"误读"的影响和制约.本文着重从三个不同侧面分析了文化"误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文化"误读"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文化"误读"导致翻译的"误译";文化"误读"影响翻译策略.最后,作者还探讨了文化"误读"对翻译的影响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指出,在一定文化制约下的译者应以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尽量减少文化的"误读".     

影响误读与互文性辨析——兼论哈罗德·布鲁姆影响诗学的性质

互文性与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影响误读同为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常用术语,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同受解构主义影响,强调文本来源的多元性与意义的不确定性。但是影响误读理论强调文本中心理的、想象的和修辞的因素、作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传承与维护的是人文主义传统,而互文性则侧重于文本的语言层面,作者主体性的消解,体现的是文学批评中的科学主义倾向。     

论孔子"述而不作"的误读与历史语境

"述而不作"一直被历代学者认为是孔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也一直存在误读。这种误读主要是对孔子所处的历史语境的陌生甚至误解,但它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消积影响却是巨大的。要真正解读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就必须切入到他所在的历史语境,同时,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类宗教的形而上的表述。     

当代中国"人口爆炸"的政策与理论根源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第一次"人口革命"期间所推行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多生多育,这种错误的社会政策导致人口急剧膨胀;其理论根源在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观点的误读和片面理解.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