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权的失衡问题刍议

反思现实存在的问题,可以发现我国的刑事侦查权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留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救济途径,导致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建立中立、公正的司法审查,增强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的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滥用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达到社会主义法治体制在刑事侦查行为规范的完善.     

中国刑事预审制度科学建构概论

刑事预审是庭前审查准备程序中的重要活动,主要是对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司法审查。完备的预审制度有利于保障庭审的高效进行,也有利于被控告一方对是否起诉的审查行使参与权。预审权既不是侦查权,也不是检察监督权,它本质上是司法审判权。预审应从侦查和审判阶段分离出来,独立地作为两者的中间程序。考察国外并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在构建我国刑事预审制度中,预审的起诉决定对预审法官来说是一种相对决定权,检察官对决定有异议的可报上级检察机关审议,最终由上级检察院决定是否起诉。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辩护制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制进程与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国目前实践中的"刑事辩护难"已人所共知.究其主要原因,首先是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存在较大的缺陷和漏洞,特别是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成为一块事实上的"洼地",如法律缺乏对侦查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受到重重阻碍.其次,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专门保护者--律师在行使辩护权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一直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律师的阅卷权无法有效地实现,而与其权利受到很大制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律师在刑事辩护活动中法律责任过重,甚至存在人身安全风险,针对这些问题,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已迫在眉睫.应尽快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消除其与新修改的律师法之间的冲突,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     

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原则

"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现状,主权国家内如何进行司法协助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能否有效、持续、稳定地展开,有赖于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进行真诚的合作,并形成相关的制度.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化的过程中需要确立主权唯一、法域平等、便捷高效三个基本原则.上述三个原则相互协调和统一之时,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制度体系方能有效和良性运转.     

“恢复性司法”视角下“中国特色”的刑事调解

"恢复性司法"强调维护与重建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其在减轻诉讼压力、节约司法资源、维护社会和谐上的巨大功用得到西方各国的广泛认可,"恢复性司法计划"已在西方各国普遍实施.与西方先进的"恢复性司法"相比,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目前存在调解适用范围狭窄、忽视被害人个性化需要、片面追求"报应正义"等缺陷,已不符合国际刑事司法改革的潮流.鉴于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缺陷及"恢复性司法"与我国传统调解文化的相通之处,将"恢复性司法"与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刑事调解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由于我国目前"恢复性司法"适用的配套措施尚不健全,因此,一定时期内我国刑事调解制度应着重对"恢复性司法"理念层面的引入,与此同时逐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以期最终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调解制度之目的.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领域被遗忘权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带来便利也带来信息失控的风险,从而必然产生对被遗忘权的需求,刑事领域也同样存在被遗忘权的适用空间。然而刑事领域的被遗忘权可能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开放、新闻自由、犯罪控制等法益产生冲突,面对冲突不同国家从立法到司法层面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了被遗忘权的适用情形及其限制条件,可以对刑事领域被遗忘权的边界确立提供参考。通过"申请+审查"的被遗忘权行使模式,可以解决其与公共安全、司法公正、人权保护等的矛盾。我国目前在司法中尚未承认被遗忘权,但刑事立法中已有被遗忘权的某些原始样态,可以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刑事领域被遗忘权并审慎地拓展其适用范围。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以民间"私了"传统为基础的构建模式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体制中,国家垄断对犯罪的追诉权,而对被害人的权利则并不重视.刑事和解制度在保护直接被害人的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犯罪人能够重返社会,处理好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给予密切的关注.在我国民间,刑事领域的"私了"屡禁不止,这种对法律的规避行为与刑事和解制度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将二者紧密结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寻求生长的土壤的过程.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与私了相比,范围是有限的,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主要的价值是诉讼经济、民主和正义,因此没有必要在适用案件上加以限制.其适用范围应分为自诉和公诉两个方面及针对特殊类型的犯罪案件.     

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中的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

在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机制中,对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的规定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刑讯逼供存在与否的证明属于程序性事项的证明,涉及到一般的证明标准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明机制问题。刑讯逼供的事实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对这种事实的证明在实践中很难完成,因此应当明确:刑事实体法追诉中的刑讯逼供证明的证明责任由新的公诉机关承担,证明标准也应与普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同时,法官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论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区别的理论基础

刑罚权和行政罚权是公权力结构体系中的保障性要素,合理界定刑罚权与行政罚权的调整范围,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刑罚权与行政罚权在调整范围上存在着重叠和交叉的现象,因而有必要清晰地界分两种不同性质公权力作用范围的基本领域,即区别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其中,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区别的理论基础,是该问题的逻辑起点。立足于理论研究现状以及各国相关的立法现状,区别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理论主要存在质的差异说、量的差异说和质量的差异说三种观点。与片面的量的差异说和质的差异说相比较,质量的差异说被更多的学者认可。但在我国具体适用质量的差异说时,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法制国情和理论现状明确并丰富质量的差异说,确定"质"与"量"的内涵和标准,并梳理"质"与"量"的关系,以使该学说在我国的应用更加科学。     

完善我国刑事申请取证制度之立法构想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申请取证制度是指当事人及其律师根据案情需要,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中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一项诉讼制度.尽管我国立法上设立了申请取证制度,但是律师"取证难"的问题一直非常突出.我国现行刑事申请取证制度存在申请取证的主体不完善、申请取证的时机不合适、申请取证的对象不够科学、权利上缺乏保障等弊端,直接导致了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随意拒绝辩护方取证申请的现象出现.针对我国现行申请取证制度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从中请取证的主体和方式、决定和实施取证的主体、拒绝取证申请的情形、取证申请的审查和实施、权利救济等方面完善我国的申请取证制度,矫正控辩双方取证能力的失衡状况,从而为辩护方取证权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刑事政策与犯罪人权利保护

(一)近现代刑事政策对犯罪人权利的保护古代刑事政策是专制主义的刑事政策,如我国古代儒家的“德主刑辅”与法家的“重刑主义”。专制主义的刑事政策是不惜以践踏人、蔑视人为手段的。在西方历史上以残暴著称的加洛林纳刑法典就极尽用刑之能事,而受刑者则毫无权利保障可言。近现代以来,西方出现了前后继起、又不断扬弃的三次刑事政策运动,即理性主义的刑事政策运动、实证主义的刑事政策运动和人道主义的刑事政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刑事政策的权利底蕴渐渐浮出了水面。理性主义的刑事政策运动,发轫于欧洲十七八世纪的启蒙思想,贝卡里亚、费尔巴哈、边沁等人以刑罚权的来源为逻辑起点,对专制主义刑罚的任意、专横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刑罚只有在有效和必要时才是正当的。贝卡里亚认为,公民个人自由的转让形成了国家的刑罚权,这种刑罚权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公民的自由受到他人的侵犯;同时它又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限制,如果刑罚超过了保护公民公共利益这     

中国司法权的界定、调整与优化

司法权具有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基本含义和主要功能,因此,应当对作为中国司法权的审判权和检察权予以调整.其中,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应当包括审判权、调解权和执行权,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权应当包括侦查权、公诉权和调解权.同时,为适应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需要,应当对中国司法权进行优化,这种优化包括优化司法权的运行主体、畅通司法权的运行渠道、优化司法权运行的监控机制.     

相对人抵抗权的立法完善

相时人抵抗权是基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应运而生的一项程序性权利.该权利是私权对抗公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行政救济中相对人私力救济的主要方式.然而抵抗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上鲜有规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如何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抵抗权如何对抗行政强制权问题、如何防止相对人滥用抵抗权问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明确行政行为无效的理由,建立行政程序的"无效确认"机制与行政诉讼的"宣告无效之诉"双轨制,实行"抵制必须答复"和"争讼停止执行"原则.同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科学界定抵抗权的标准和限度,并通过规定免责制度、举证责任制度、抵抗权矫正机制等来保障其实现.     

对检察机关公诉制度重新构建的思考

传统上检察机关的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当国家和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 ,且侵害人又不触犯刑法时 ,没有“适格原告”的问题 ,为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笔者认为 ,应该重新构建检察机关的公诉制度。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应当包括刑事公诉权、行政公诉权、民事公诉权和经济公诉权。     

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实现保障

执行难,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更难,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结率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长期徘徊在10%左右,有些法院甚至很长时间都是零执结率.面对如此严峻的执行现状,欲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有效实现,应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是保留和完善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中的刑事和解及刑事赔偿先行审理、刑事赔偿主体、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相关制度的完善,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赔偿;二是在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的探索上,尽快建立和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论侦查权的法治化

现代法治的核心是行政权要受到法律的有效控制.侦查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其法治化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其进行控制与规范的基本规律.侦查权法治化的有效途径是从立法上将其宪法化,同时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我国侦查权在法治化过程中在立法上还存在种种弊端与不足,需要按照法治化原则的要求对其加以改造.     

适足住房权的司法救济研究

适足住房权属于社会权范畴。中国的住房权至今还未被列入宪法。为促进中国公民住房权的实现,应该以宪法明文规定或宪法解释的方式尽快使其成为宪法上的权利。同时,作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政府也应该尽快承担起保护住房权的义务。当前,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集体申诉制度、社会权利的延伸解释、公益诉讼、肯定性救济手段以及"可抗辩居住权"是实现中国适足住房权的可能路径。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形式化——社会工作者的参与观察和反思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是对未成年人一种特殊保护的国家刑事司法制度,这一制度在走向完善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了形式化倾向.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发现办案人员的高工作负荷、重刑报复的传统刑罚观念、对未成年人知情同意权的轻视、机构之间的利益关联以及办案人员和未成年人的"合谋"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制度的形式化.     

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国家保护义务要求国家对私人间的侵权承担责任,非国家行为体是履行社会权保护的责任主体,保护义务亦要求国家采取相应措施规范其责任.这既是社会基本权保护须制定社会立法的原因,也是"社会"参与社会权保护的根据,还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制定法上的体现.惟社会基本权区别于自由权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国家保护义务权利救济品格的不确定性,及我国尚付阙如的司法审查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在我国主要依赖社会法的制定与行政机关颁行的措施.     

证人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英文)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因此,刑事证人出庭问题基本上可替换为以被告人对质权为核心的必要证人出庭问题。由于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赋予被告人对质权,实践中必要证人出庭率仅为25%左右。这种无对质权语境下的刑事审判,通常表现为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定罪量刑的非精细化操作和裁判正当性来源的单一化。为改变这一局面,有必要确立对质权制度及相应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