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商业行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参预:一个商事习惯法的视角

中国传统商业行会作为晚清重要的商人组织,在排解华洋商事纠纷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商业行会一方面积极预防和调处华洋商事纠纷,并在华洋商事诉讼中极力维护行内华商权益;另一方面为谋求纠纷之妥善解决,亦频频倡导对洋商的"停交"抵制活动。这种以不合作形式存在的联合抵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成为商业行会主导的华洋商事纠纷另类解决模式。综观商业行会参与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其实际上是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法在晚清中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承袭和延伸。     

论清末商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司法参预

清末商会成立之后,即积极参预了对华洋商事纠纷的解决。它们或直接出面理处华洋商事纠纷,或通过在官府的要求下参加调解、为华洋商事诉讼案件的判决提供意见、代替商人申诉等途径,与官方系统形成有益的互动。商会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保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刺激当时商界的立法自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控制与依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商事仲裁制度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政府结构及司法体系的日趋完善,商会商事仲裁制度受到很大影响.从法律规范上看,作为商会商事仲裁职能的重要表现,商事公断处的合法性一直备受争议,直到1936年才明确其法定地位.具体商事纠纷过程中,受限于党政及司法机关职能的扩展,商会的商事仲裁空间及权威一定程度上萎缩,但由于抗战前党政、司法职能扩展囿于一定范围,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仍不得不依赖商会的力量,才能维持执政的稳定.在这种背景下,商会与政府之间呈现出既被控制又被依赖的双重特性.     

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理论探微——以自贡盐业纠纷解决机制为例

在中国近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机制中,纠纷的当事人依据国家法和行业习惯法的契合,明确了行业纠纷解决中所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从中找出纠纷解决的合意。行业组织在一定范围之内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是行业纠纷解决的主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国家的立法,保障了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程序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业纠纷解决由原来的注重实质正义向注重程序正义转变,提高了纠纷解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对当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借鉴。主要实例来自于四川自贡盐业的档案、文献,盐业纠纷的解决机制实际上在近代的中国呈现出一种解决方式多元化、行业组织与地方法院互相协作、配合和注重习惯法、解纷程序的特点,不失为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较为合理的一个蓝本。     

扩张与限制：“华洋合股”在近代中国的境遇

五口通商以后，“华洋合股”的经贸形式在上海等地涌现。不过此种经贸形式缺乏法律约束，导致华洋商事纠纷频繁出现。此类纠纷不仅引起合股双方的诉讼，更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外交交涉。在中外修订商约的过程中，各国不仅要求“合股”合法化，更企图通过“合股”形式扩大行业和地域限制，包括内河航运、开采矿产、内地设厂等方面的要求。而中国则力图通过与各国交涉以及创建法律体系等方式，对合股的形式、资本、范围加以限制。“华洋合股”既影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也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障碍。     

中国崛起背景下商事立法模式研究

中国崛起的过程就是以商法为基础的法律规则体系不断调整、更新和完善的过程.现代中国商事立法体制依旧沿着民商合一轨道,以《民法通则》和正在起草中的《民法典》为基本法,以商事单行立法为特别法的形式蔓生着.此种商事立法模式发展有两大动因:一是国际上商事单行立法风潮;二是中国民法法典化运动.中国崛起背景下,商事立法模式面临挑战:一是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二是现有模式的局限.在对现有商事立法模式设想逐一分析后,指出《商事通则》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是适应了社会生活的需要;二是形成商事立法基本体系.《商事通则》模式应是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恰当选择.     

清末商事立法百年回顾与反思

清末商事立法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一系列商事法律和章程,这些商事法律在法律形式、编纂体例、制度内容等多方面都有创新,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商事法律的基础,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如何处理继承本国法制传统和移植外国法律的关系的问题上,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     

国际商事仲裁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法理机制探析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现代商人法于国际商事合同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尽管其本质上属于非立法性文件,但是它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彰显的准据法功能却日益繁荣.本文系统解读国际仲裁视域下<通则>适用的三大法理机制,并比照中国立法现状透视<通则>之仲裁适用机制带给我们的立法启示.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商事调解和解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采用传统纠纷解决方式解决国际商事争议面临司法管辖、法律适用等方面难题。调解制度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是一种高效、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其执行力具有不确定性。在我国,经由商事调解机构的调解程序形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具有执行力,其执行主要依靠诉讼程序或仲裁程序来保障,这不利于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对包括民间调解组织在内的商事调解机构制作的和解协议的效力给予明确的法律保障。同时,要严格实施信用惩戒制度,实现商事调解制度与信用惩戒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有关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     

商事人格权独立理论反拨

商事人格权是对人格权商事化的一种特定描述,它不指代一种具体的独立权利。如果将商事人格权独立化,会导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包括权利的归属、区分、行使以及法人的人格权等等。事实上商事人格权是传统人格权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商事化表现,通过人格和人格权的分离、人格权的有限让度、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凸现,人格权与其他民事部门法一样实现了商事化的过程。大陆法系讲求概念清晰和逻辑严密,因此在法律设计上应当以扩张传统人格权的方式而不是建立独立的商事人格权方式应对该法律现象。     

论商品房价格

商品房价格是受市场经济规律调节的，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房价格并不完全由这三大规律所调节，还受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商品房价格运行的特殊规律的调节。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国情，掌握运用这些规律，将会使住宅价格理性回归到合理的范围之内。     

商业贿赂犯罪独立设罪研究

商业贿赂的泛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之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威胁。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涉及公务贿赂和业务贿赂两个规范体系,立法为两罪所配置的构成要件无法全面反映对商业贿赂犯罪实施刑法规制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有必要完善我国刑法,将商业贿赂设计为并列于前两类贿赂犯罪的独立形式,以此形成我国完备的贿赂犯罪惩治体系。     

论住宅商品房市场的边界

住宅商品房价格上涨的根源在于住宅商品房体制本身,特别是土地“招拍挂”实行“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政府用行政手段压低房价是不能奏效的,惟一的办法是重新界定房地产市场的边界:让高收入者留在住宅商品房市场;实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让中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退出房地产市场。由于商品房需求者锐减,最后会使房价下降到均衡价格的价位。     

论经济合同效力的确认

有效合同要求当事人、经办人和代理人的资格要合法；经济合同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当事人必须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的形式和主要条款必须完备。     

商事登记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商事登记是指登记申请人按照法律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旨在确认商事主体的主体资格、营业资格及其他重大事项的申请，并由主管机关依法对申请事项审核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商事登记过程中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应为行政确认，而非行政许可。商事登记的价值取向为安全和效率，其中效率优先，兼顾安全，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商事登记立法及实践意义重大。     

试论商事惯例的司法适用——一个经济法学的视角

商事惯例作为社会自生自发的内部规则,背后隐含着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意义。本文从我国司法实务出发,借鉴国外理论与实践,运用经济法学的方法及理论,从商事惯例司法适用的意义、现状、实体标准、适用程序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商事惯例制度的司法适用对策。     

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

商业健康保险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目前所施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但在发展过程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因此,这就急需我们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以促进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商业贿赂泛盛机理及对策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贿赂现象在我国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目前,我国已经将治理商业贿赂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商业贿赂泛盛机理主要体现在:市场主体的趋利性是商业贿赂存在的前提条件;法制不健全助长了商业贿赂的泛盛;执法体制不顺使商业贿赂得不到应有的惩治;一些行业已形成的"潜规则",给惩治商业贿赂行为带来了难度.治理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对策,主要包括:构建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设置防范机制,遏制商业贿赂;完善举报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建立和完善职业道德,加强行业自律;营造健康的商业文化等.     

理欲并重 儒商互补——论唐人涉商类小说之商业思想文化特征

唐人小说描绘的商贾世界中,商人形象的义利之别与道德评判之下,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农本文化）与异质文化（商业文化）这一矛盾体的斗争与调和。这其中,通过道义与利害之间的取舍,商人尽量做到义利两兼;通过仕商关系的重新认定,商人努力追求亦商亦儒。我国古代商业文化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上呈现出鲜明的务实性、较强的政治性,且伴有浓郁的伦理性。其意义的重要性在于透视唐代文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心态,同样显示出国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的传统心理。     

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商业交通与城乡市场等级

明清以来,中原地区的城乡格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开封、洛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体系逐渐建立,成为重要物资流通的根本保障,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抱布贸丝"的交易模式。而随着商品在城乡中的快速流通,中原地区的城乡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分别是以重要物资集散和流通为主的高级市场,以出售初级产品为主的中级市场,以及作为过渡环节的初级市场。城乡交通体系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促进了市场层级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