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试析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诗写作

古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汉语诗,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全面影响,其诗歌文本无论内容抑或形式都显示着汉化特征;同时,又因为本民族诸文化基因的存在,表现于作品的民族意识和精神风貌,与汉族作家相比难免出现的差异。重新审视和评价少数民族作家汉语诗的非汉化痕迹,非常必要。     

再谈清代台湾平埔族的汉化

清代,台湾平埔族在与汉人长期而频繁的交往中,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外观上逐渐与汉人别无二致,而且在族群意识上也倾向于认同汉人。平埔族的变迁是改变身份认同的“汉化”,而非单纯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涵化”。台湾部分学者所谓的平埔族是“涵化”而非“汉化”,仅仅是台独势力的一种政治诉求而已。     

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汉化”、“胡化”研究述评

自"汉化"、"胡化"概念出现后,学术界对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汉化"、"胡化"问题予以广泛关注。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不但对秦汉至明清时期整个封建社会"汉化"、"胡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初步构建起"汉化"、"胡化"问题的研究体系,而且在史料应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甚至一定程度的突破。但是,以往成果也存在着理论研究有所欠缺、研究不够均衡和思想深度略显不足等三大薄弱环节。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汉化"与"胡化"问题研究,应在进一步厘清相关概念、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及增强理论深度等三个方面下功夫。     

论北魏庆阳佛教的传播特征

北魏佛教在庆阳的传播,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继东汉以来佛教自丝绸之路初传中原之后自东向西"倒流"庆阳,并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二是深深地打上了早期汉化佛教的烙印,既有早期佛教的简朴,又融入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北方民族的文化特色,表现在造像艺术上,主要是由粗犷向精细、单一向丰富的转型,反映出非常鲜明的鲜卑族汉化和进步的历史进程;三是遭受上百年战乱之灾的庆阳人民在反抗无望的情况下的一种精神寄托;同时,又充分而且巧妙地利用和吸收了庆阳丰富独特的红砂岩自然条件和窑洞住宅技术。     

从北魏王朝核心区域墓葬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

北魏王朝先后以盛乐、平城和洛阳为都,都城及周边王朝核心区域墓葬分布密集,文化特征有显著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其内涵变化反映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盛乐时代,以和林格尔为中心的盛乐地区墓葬属于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平城时代,大同地区墓葬文化因素表现出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相互交融、杂乱相糅的面貌;洛阳时代,洛阳地区墓葬文化反映出拓跋鲜卑完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改造,融入以华夏/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社会。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六国前后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先后建立的诸胡族政权,通过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政治制度上的华夷互化、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经济领域中的以农为本、文化领域中的尊儒重教,推动本民族的汉化与封建化进程,并初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十六国政权的汉化成就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隋文帝统一天下,开创隋唐两代民族和睦国家强盛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十六国统治者大都是一些汉化颇深的胡族首领,他们步中原秦、汉、魏、晋历代汉族统治者之后尘,推行汉化和封建化新政。正是因为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汉化特征较为平淡,故这一段民族融合的重要史实很少引起后世史学家们的重视和注意。     

再论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冲突

为探究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和女真汉化与金亡的关系,结合大量史料和前人对女真汉化与金亡关系的见解,对金世宗时期女真文化与汉文化冲突出现的背景、原因和表现等进行剖析。分析认为：面对女真民族传统文化的日渐丧失,金世宗在维护女真文化本位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寻求2种文化的契合点,通过兴办女真字学、创立女真进士科、翻译儒家经典为女真字文本等措施,力图改变这种现状,然而最终未能阻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女真文化复兴运动宣告失败,但金世宗为保存民族文化、维护民族传统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模式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通常学界认为各少数民族因其经济文化政治落后于汉族人，所以，认为少数民族汉化是民族融合的主流。此论正确。但民族融合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所走的道路也十分曲折，绝非仅仅是少数民族汉化那么简单。本文从剖析信都冯氏和勃海高氏两个家族的变迁，发现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人胡化再汉化的一条民族融合模式     

历史上的文化整合与民族认同——以北朝后期为分析中心

北魏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后,二者在对待民族文化和民族融合方面的态度不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不同,收到的政治效果也不同。东魏北齐大力推行鲜卑化政策,导致鲜卑族和汉族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在政治上败于西魏北周。西魏北周推行"外鲜内汉"的"关中本位政策",成功地促成了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促成了鲜卑族和汉民族的融合。     

北魏学校教育与鲜卑族的汉化

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后 ,没有强制推行本民族的文化 ,而是自觉的被汉文化征服。借教育来推行汉化 ,是北魏统治者奉行的重要的治国方针 ,它在促成鲜卑拓跋氏成员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汉化 ,加快民族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中国与印度是相邻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这些共性源白两国的地理幅员、人口规模和悠久历史。西藏地区位于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汉人和印度人在与藏人交往时显示出不同的态度，这与中国和印度两种文明的特征和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有关。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汉文化的传播与印度梵文化的传播也有各自的特点。文章最后就汉人、藏人和日本社会对源白印度的佛教采取的不同的接受方式，探讨了各自社会文化传统的特征。     

从廉希宪到偰玉立:元代畏兀儿词的汉化轨迹

畏兀儿文人在元代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流传词作更属精品,较为契合地体现了时代特征与民族汉化演变规律。与同时期的汉族著名词人相比,元初廉希宪词作豪迈,胸怀广阔,民族色彩浓郁;元代中期薛昂夫和贯云石的词作汉化程度很深,他们或援曲法入词,或婉约豪放并用,或运用典故等;元代后期偰玉立之词作与其诗歌一样,反映官场黑暗和官员昏庸,抒发归隐之意,风格飘逸自然,汉化程度达到最高。深入研究畏兀儿词人词作,对了解和把握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人的汉化特点和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乌江流域古代移民与文化多样性述论

乌江流域是汉、土家、苗、彝、侗、回、布依、仡佬、水和白等族聚居的区域,古代自然移民、政治移民和军事移民造成乌江流域文化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以儒释道为主体的汉文化和灿烂丰富的民族文化。乌江流域古代移民与文化多样性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古代移民的过程即是文化多样性的形成过程,多样化的文化就是古代移民的必然结果;二是政治因素对乌江流域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有巨大作用;三是汉文化教育是乌江流域多样文化被汉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试论不忽木的汉化事迹与汉学成就

不忽木是元代有影响的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对汉文化有极深的造诣。文章主要探讨他的汉化事迹与汉学成就，着重说明他在元政权中所起的作用与贡献。     

浅析孝文帝汉化改革态度确立的过程

孝文帝对汉化改革形成的明确、坚定的态度,是促使他推进北魏太和改革并促其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孝文帝对汉化改革态度的确立经历顺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孝文帝幼时因国家实权由其祖母冯太后掌握,对汉化改革只能表现为顺从;随着汉文化的熏陶渐染及对北魏政权面临形势的了解,加上冯太后的着意培养,孝文帝对汉化改革的态度,很快过渡到自觉认同;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对改革的认识、坚持与投入,证明了其汉化意识逐渐内化。     

蒙古族命名习俗的汉化倾向与族群认同

传统的蒙古族命名制度的内在结构具有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近现代以来,蒙古族命名习俗出现了汉化倾向,这是族群文化融合的结果。当代蒙古族个体身份的自我认同出现了对于空间地域的描述,代替了族群的来源和文化属性。这是自清代以来受汉族移民冲击而导致的文化变迁结果。     

蕃将世家:唐代浑氏家族现象研究

浑氏家族可谓蕃将世家,其九代人的史事考就是说明;浑氏家族汉化有五种表现,即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地望上的汉化变迁;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姓名上的汉化,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氏家族现象的出现有三方面的社会基础: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其二,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其三,唐代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     

英汉文化中“马”习语的文化内涵及翻译

习语是民族语言的精华,承载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在翻译这类习语时,既要保证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信息传递,更要注意两个文化系统之间的文化交流。本文旨在通过探讨语言、文化与翻译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马"习语在英汉文化中所负载的文化内涵来为这类习语的翻译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

南北朝鲜卑族的汉化过程与诺曼底朝、金雀花朝诺曼底贵族的盎格鲁化过程,二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起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却都为加快历史进程和形成民族大家庭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区域文化交流与北魏汉化新境界——以文明太后的文化功绩为中心

北朝前期,由于地理分布、族群定位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北魏与十六国在汉化进程上差异显著,构成了两大异质文化区域。政治统一完成后,在历史因素和现实利害的双重影响下,文化融合依然迟滞。作为北燕王室后裔的文明太后,依凭故国人脉和特殊机缘,最终掌控了北魏政权,实现了最高统治者文化身份的置换,改变了统治阶层中主张汉化与反汉化力量的对比。她一改以往以拓跋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政策,打破了北魏与原十六国、北魏与南朝这两对异质文化区域之间的壁垒,促成了北魏汉化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