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农民工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流动模式与代际差异

文章利用2008-2010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进行了测量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而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存在明显的流动模式差异与代际差异.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分解表明,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则为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对基尼系数进行的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显示:流动模式差异对农民工家庭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而代际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正式网络加剧了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吗?——基于福建省、安徽省320农户的调查

正式网络是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变现影响农村居民收入,而这种影响因收入群体不同可能产生差异造成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福建省、安徽省两省320农户的实地调查,本文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QR)和工具变量分的位数回归模型(IVQR)研究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网络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内生性,说明采用工具变量模型是有必要的;(2)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农村居民收入提高;(3)正式网络没有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而是缓解了农村目前的收入差距。因此,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落实农村地区职业培训的政策扶持以及在政府补贴和丰富农村居民的正式网络,保证"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精准识别"问题。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及分解——基于CGSS的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及其内在原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且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农村,但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却更加明显;从地区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和东北地区收入差距较小;对基尼系数贡献率的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内部、城乡间及地区间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起着主导作用,户籍差异、受教育程度均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解释因素.     

中国地区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及动态演化

基于各省区农村居民住户收入分组资料,使用不等分组的基尼系数公式重新估算中国1995-2009年31个省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使用统计方法对中国农村基尼系数的地区分布状况和时序演化态势进行分析;用动态差分的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各种因素对地区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全面剖析中国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演化及其决定因素,试图为从宏观角度理解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规律提供依据.     

农村居民多维不平等的动态变化与分解——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8轮调查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更为重要,但较少研究从多维视角关注农村居民不平等的变化与分解。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2015年间的8轮调查数据,使用三种多维不平等指数测量农村居民的多维不平等状况,分析其变动趋势,并按照区域、性别群体和维度进行不平等分解。研究发现:在2005—2010年和2011—2015年两个阶段,农村居民的多维不平等水平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从2005—2015年总体分析,农村居民的多维不平等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5年达到最大值,三种多维不平等指数测量的结果一致。从区域的角度分析,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多维不平等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多维不平等水平最低。区域内部多维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率高于区域之间的贡献率。从性别的角度分析,农村女性居民的多维不平等水平高于男性,男女群体内部的多维不平等水平高于男女组间的不平等。从维度的角度分析,收入维度对农村居民多维不平等的贡献大于教育维度和健康维度。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从多维视角关注农村居民不平等水平总体上升的问题,重点关注区域内部、性别群体内部的多维不平等,降低收入维度对农村居民多维不平等的贡献率。     

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以乡村振兴为背景

识别电子商务技术对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对于在农村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以2018年中国农村电商发展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效应,发现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比未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高83.6%。使用分位数回归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电子商务对低收入家庭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中高收入家庭。政府应通过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电子商务、为农村居民电商创业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农村电子商务红利等措施,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质量。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土地流转与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家庭发展视角下的经验探讨

土地是农村家庭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流转是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进程中生计转型的重要标识,直接影响其收入。基于产权调整逻辑与家庭发展理论,利用课题组2018年全国农村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对缩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土地转出显著缩小了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同时,土地流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家庭发展特征的影响。家庭发展目标、代际联系与家庭生命周期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了土地流转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需要结合自上而下的产权路径与自下而上的家庭发展路径进行综合考量。     

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3—2007年重新估算的面板数据

城乡分组变化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利用控制分组不变的测算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再检验,并比较与统计值的差异。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在最近一个时期对估算值的影响有所改善;劳动力流动的确降低了原有分组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居民身份转换是统计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劳动力地区间流动对两类收入差距指标都起到部分缩小作用;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不利影响,经济开放、所有制结构、支农支出和教育等从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原有分组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一些应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如财政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两类指标都未能发挥积极作用。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度与分解——基于努力与机会不均等的视角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努力与机会不均等视角切入,识别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决定因素。结果显示:总体上,农村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主要源自努力不均等,其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70%,而机会不均等的贡献率仅为26%左右。但与努力不均等相较,机会不均等程度及其对收入差距贡献率的上升趋势更为显著,收入获取过程中农村居民间机会不均程度在加深。此外,众多收入差距决定因素中,受教育程度、迁移、职业等因素是农村居民努力不均等的重要来源,年龄、性别、所在地等环境因素是农村居民机会不均等的重要来源。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不仅需提高努力回报来强化努力因素对收入的影响,还应重视弱化环境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并致力于将补偿环境差异作为主要措施。     

家庭束缚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既有文献大多忽略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因素对收入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使用Oaxaca-Blinder工资分解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年收入约为女性的2倍,家庭特别是家庭分工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因素中,配偶工作状态解释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家庭规模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对男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就家庭性别分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构建了一个包括人口和收入在内的多变量模型,具体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对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并利用1978-2011年的收入和消 费数据定量分析了城镇人口比重和城乡人均收入比两个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对总消费的贡献。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对总消费水平的影响明显超过农村;随着城乡收入比的扩大,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及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都能够促进总消费。     

基于收入构成的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及其演变

为了探索农民收入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本文选取1995-2009年的省级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从收入来源角度探究农村地区差距的构成及变动,找出最主要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是构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家庭经营收入始终起着差距促减作用。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归因于结构效应。     

财政支农、人力资本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与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2013年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财政支农支出显著减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存在动态性，有利于从长期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小。人力资本积累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从不同财政支农支出类型看，农业支出对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其次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财政支农支出对女性户主家庭和干部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其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更显著影响。相比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对东部地区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小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精准扶贫战略作为近年来帮扶农村增收减贫的重要方略，其实施也有效促进了财政支农支出在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     

城郊民族集聚区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与负担率分析——基于昆明市团结镇的调查研究

在城乡要素逐渐过渡的城郊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农村居民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较大转变。通过对云南省昆明市近郊少数民族集聚地区团结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实证研究,对城郊农村家庭收入、教育支出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探讨学生完成义务教育对家庭的经济负担,以此对农村家庭义务教育负担率及教育政策做更全面的思考。     

非农活动是否扩大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的验证

利用2018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户非农活动参与模型和收入方程，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考察了家庭成员非农活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力数量、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农户耕地面积、农户户主年龄等因素通过影响农户参与非农活动进而对农户家庭总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模拟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假设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业活动总收入，进而计算模拟这种情况下的基尼系数，发现消除农户非农活动的影响后，农户家庭收入差距趋于缓解。研究认为，尽管农户非农活动日益普遍，然而非农活动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将显著扩大；基于当前农村现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仍然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2000-2011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支出的全国平均数据,采用梯次回归法得到了我国农村与城镇居民2000年以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变化曲线,同时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镇居民;深度分析了2002—2011年我国农村与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相应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得出收入差异是制约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因素。此外,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还有多方面原因,如传统的节俭观念、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消费信贷不发达等,同时针对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调节收入分配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视三农问题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