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

《文馆词林》严谨的编纂体例为据其残本重构解析《文馆词林》文体分类提供了可操作的可能性。《文馆词林》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的丰富了文体分类的级次体系,扩展《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较之《文选》更具有体系,而其取经类书囊括宇内的“部”“类”统摄体例,亦为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提供示例之本。     

传统目录著作中总集类发展史略

目录分类是目录著作的纲目和框架,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发展过程。总集类是集部的一个小类,它的发展可以概括为3个阶段：唐宋时期总集类由驳杂趋于单纯;明代总集类向多元细化方向发展;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推动总集类分类稳定下来。     

论清代宗族类总集的概貌与特征

清代宗族类总集的编纂高度繁荣,可谓当时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文化现象。通过对清代宗族类总集的概貌和特征初步梳理可以看出,清代宗族类总集不仅数量惊人、分布范围辽阔,而且在亲属关系、作者身份、著述形式等方面也复杂多样,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清代宗族文学的高度繁荣,以及宗族文人群体的大量兴起与自觉意识。     

论地方类清诗总集的成就与特点

清代是中国地方类诗歌总集编纂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所编的地方类诗歌总集,大部分都可以归入清诗总集的范畴。与前代相比,地方类清诗总集不仅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在地域范围、层级分布、编纂规模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突出成就。     

从文献著录看“七体”的演变

“七”在中国古代文体史上立为一体，由来已久，其文体地位在古代史书、类书、书目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著录；随着创作的发展变化，七体在后世总集中的归类及收录范围有所变化，据此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七体的文体属性和发展演变，也可看出文体分类及演变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广东清代诗歌总集的后出转精之作——论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的体例创新

清代广东地区的文化发展空前鼎盛,文学创作和编纂工作非常普及,因此诗歌总集也是数量众多,成就斐然。其中,凌扬藻所辑《国朝岭海诗钞》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省级清诗总集。兹对该书的编纂体例进行考察,冀为进一步研究清代地方类诗歌总集提供具体的参考。     

泱泱诗词大国 皇皇总集巨编——访南京大学出版社左健社长

南京大学出版社近期隆重推出了大型词总集《全清词》中的《全清词·雍乾卷》共一套十六册,这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继《中国思想家评传》200部系列丛书后的又一巨大成果。为使读者对这套大型词总集的编纂出版情况有个大致了解,笔者采访了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左健先生。清词多方面成就超越宋词《全清词》出版填补词总集出版空白左健社长介绍,词兴起于唐五代,大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又在清代得到复兴。在中国文学史上,清词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传统方面,它对唐宋詞有所继承,同时,又在新的历史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观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后桐城派影响最大的一部文章选本。是选囊括四部之文,分门别类,类分诸体,体现出鲜明的文体分类观。曾氏的文体分类借鉴吸收了姚选的分类思想,又别具自家面目。是选将姚选所分十三类文体损益为十一类,又聚合成三门,创构了以门、类、体为层级的三级文体纲目,这在古代文体分类由博返约的进程中堪为典范。就文体析类分合而言,曾氏在赠序、叙记、典志、箴铭、颂赞、碑志诸类的增删取舍上与姚氏异趋。他因持不同的辨体思想和针砭创作的考量,删汰了赠序类;为凸显文章的经世之用,增益了叙记、典志两类记叙史事和典章的文体;又据新的分类标准改易了箴铭、颂赞、碑志类之部居。曾氏的文体分类具有以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对后世文人如黎庶昌、李伟、王葆心、姚永朴、徐世昌、高步瀛等的文体分类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唐人对曲辞的文体判断及其理据与分歧--以曲辞在唐代文献中的著录为核心

隋唐曲辞最初被记载在笔记小说、宗教文献、手写卷、诗文集、曲子歌辞集等五类文献中。当时的人们对曲辞的文体属性或是忽略,或是各持己见。通过对唐代总集编纂、别集命名、别集编纂规律的比较分析,发现南朝文体理论在隋唐五代得到了完整而稳定的延续,文体分类的分歧和紊乱主要集中在以诗歌为代表的音乐文学中。问题的症结源于人们在对曲辞进行文体划分时,无法同时兼顾文学和音乐两种分类标准。当已有的文体分类方法失效时,作品的时代先后和数量多寡往往成为文体分类的一个补充性标准。     

清文话中的文体分类观

清代文话数目繁夥,其中关于文体分类学的讨论甚多.对于传统的演绎与归纳两种文体分类思路,清文话皆有承继,并极富智慧地将二者结合起来:既以门系类,提纲挈领,又做到条分缕析、细论文体,在归纳与演绎这两种相反的路向上并行,显示出总结期的集成气象.而对散文抒情功能的强调、将小说和戏曲等通俗文学纳入文体分类的视野,均透露着传统文体分类学向现代转变的消息.     

《古文辞类纂》编纂体例之文体学意义

在中国文学史上,《古文辞类纂》"序目"首次明确融序言、序题、目录于一体,在介绍体例、列举目录的同时开展文学批评,不仅确立了一种书籍编纂新形式,也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体式。此书文体分类的特色是以文体功用为纲,以具体文体为目,故起了执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这种"类纂"体例,尽管有简明、清晰的优势,但不能全面囊括、体现中国古代的文体谱系,在实际选文归类中也有可议之处,反映出古代文体分类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此书选文"不载史传",这是自《文选》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一种严格区分史部、集部内容的文体学主流学术传统。     

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以唐宋元时期为例

历代总集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唐宋元三代的单体总集编纂,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是唐宋元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单体总集编纂的文体学意义

历代总集依据所收文体类别的不同,可区分为多体总集和单体总集两大类。唐宋元三代的单体总集编纂,从“网罗放佚”、汇聚作品,逐步向细分类别、鉴体辨体发展;从“删汰繁芜”、提供赏鉴,逐步向探讨规律、适于应用发展。单体总集编纂促进了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入,开拓了文体研究的创新体式,标志着新兴体类的确立与被认同,是唐宋元文体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并对明清文体学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广东清代诗歌总集的集大成之作——论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的编选旨趣

清代广东地区的文化发展空前鼎盛，文学创作和编纂工作非常普及，因此诗歌总集也是数量众多，成就斐然。其中，凌扬藻所辑《国朝岭海诗钞》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省级清诗总集。兹就该书的编选旨趣略作一番考察，冀为进一步研究清代地方类诗歌总集提供具体的参考。     

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概貌与特征

清代是方外文学总集编纂的最繁荣时期。较之前代,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数量倍增,并拥有独特的思想内容,还涌现出一批专收某一地域、寺院之方外作家作品的总集,以及道士总集,可谓开拓了新领域,取得了新成就。目前,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流布范围普遍甚窄,且存在若干含混错漏之处,需要研究者予以更多关注。     

论《文选》的编辑宗旨、体例

《文选》作为一部文章总集，其编辑宗旨是通过编选古今代表作家作品的精华文萃，以对前代文学进行全面总结；同时又以此作为辨析文体、指导写作的范文。出于这个目的，它的体例之一是将收录的下限定为天监十二年，以沈约去世为标志；在对全书的编排上则以文体为依据，类聚区分为３９类。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汜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藏族诗学的文体论

藏族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多方吸收了汉地和印度的文论思想,特别是受到了印度诗学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文体论。藏族文体论在文体分类上根据诗歌的音节和韵律把诗分为诗体、散体和诗散混合体三种文体,又从结构上对自解式、通类式、仓储式和集聚式四种类型做了详尽的阐述。藏族文体理论的特点在于:文体分类上坚持从外形式上划分文体的类型;文体论述上采用诗、散和例结合的结构方法;文体研究上以藏族的文学实践阐释和发展《诗镜》文体理论。     

南朝文体分类的思维特点

南朝时期,文集的编撰空前兴盛,这些文集的编撰可以说是南朝人对文体分类的一种实践,体现了南朝人在文体分类上的某些共同思维特点,其中以《文选》的文体分类最有代表性。从《文选》的文体分类来看,南朝的文体分类主要体现了两个思维特点。一是唯题是从,二是约定俗成,也有二者交织的情况。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显示出南朝文体分类重名轻实的倾向,同时又充满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特色,幼稚中不乏深奥,粗陋中也显精妙,符合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经典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