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理与体用：朱子体用观再思

体用是中国哲学最重要、最具特色的范畴之一,古来即充满争论。朱子之体用思想颇为复杂,亦可反映理学家使用体用范畴之特色。如何全面理解朱子的体用论,涉及佛教传统与中国固有之思想传统,从此出发,回到朱子思想内部的形上与形下之别,可以通贯的理解朱子的体用思想。朱子言说体用,从形上言,吸收佛教传统;从形下言,则继承中国固有之思想。但因为朱子坚持理为实理,故其从形上言之体用,也区别于佛教,而可吸收传统本根论的讲法。此外,无论从形上言还是形下言,朱子均坚持见在为体、发出为用的基本观点。     

湛若水“体用浑一”思想纲要

湛若水作为白沙高足,继起于岭南,在程朱学与陆学之外另辟蹊径,建立起以"体用浑一"为学术宗旨的新道学体系.他以"体用浑一"论来阐发"万物一体"的思想,提出了以"随处体认天理"论为核心观点的功夫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解决了道学理论与实践、本体与功夫接洽融合的问题.     

《周易参同契》的“道”“气”思想

《周易参同契》是中国古代人体科学的瑰宝,奠定了道教丹术理论的基础。而此理论建构的形上依据却是《周易参同契》的"道"、"气"思想。只有深识《周易参同契》以"道"为本体,以"气"为化生之源的宇宙生成论,才能解道教丹术理论的奥秘。     

世界历史的“主辅线”和中国历史的“双边疆”——中国边疆的体用观、层级论及其近代转型

体用观念、家国形势、亲子关系是中国疆域形势观的典型表达方式,建立在"生产方式制约论"之上的"世界历史民族红金主辅线研究范式"是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理论基础。在游牧小循环与中国大循环的体用关照之下,"外边疆"的近代转型可以分为领地回收型、关下划界型、边外土司型、租地游牧型、瓯脱自弃型等。     

从“传神写照”解读傅雷的翻译“神似论”

从"神似"一词的源头"传神写照"的辩证和阐释上来看,傅雷的"神似论"是建立在绘画艺术主观审美感受基础上的一种翻译评论,实际上是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美学要求。傅雷的翻译经验和主张反映了他的翻译实践与"传神写照"的理念不谋而合,印证了艺术需以"形"写"神",方能"形"、"神"兼备的必然规律。     

刘若愚"以西释中"的得失

刘若愚,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1952年获得英国布里斯多大学获硕士学位,此后则长期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种从中国到西方的人生经历,为他成为学贯中西的汉学家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一生致力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著有<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等8部著作和50多篇学术论文.在文学理论方面,刘若愚以西方文论体系为参照,对中国古代文论给予结构性整合,形成了一套中西合璧式的比较诗学体系.刘若愚为中国文论走出单纯的汉语语境,与西方文论对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所采取的"以西释中"方法,也存在着诸多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文论的特性.因此,本文探讨刘若愚"以西释中"方法的得失,对于中国文论"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从“美学的革命”到“革命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艺术自律思想的批判性考察

从康德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自律思想可以描述为"从美学的革命到革命的美学"。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侧重艺术功能论意义上的艺术自律性探讨,具体表现为对现代艺术的推崇和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两个方面,主张通过艺术的自律性来实现社会批判和人的自由解放的革命目标。这样一来,以自身为目的的艺术自律性又成了实现他律性目标的手段,艺术自律性问题在社会批判视野中的悖论由此显现。对这一问题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批判理论的思想精华,也为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思路。     

论艺术语言“形”与“神”的相互制约

艺术语言的"形",既包括视觉上的形体,也包括审美上的形象。本文从艺术语言的形的生成,形与神的相互制约,艺术语言的鉴赏三方面,对艺术语言的"形""神"关系进行了分析。     

迪基的后期体制论——以“艺术界”框架为中心的“惯例”说

尽管丹托的"艺术界"理论体系和迪基的早期"惯例论"都是以"何为艺术"为基点,并遵循着传统艺术哲学的路数来寻找艺术的本质定义,为艺术和非艺术划定界限,但隐藏在艺术本质追问背后的"何为艺术"或"艺术如何获得其资格和地位"的潜在问题却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美学理论的既定格局,显示出超越分析美学视线,从文化主义和社会学理论汲取养分的趋势。这一倾向在迪基惯例论的后期版本中将重心移至艺术界框架结构的尝试中体现得越发明显。     

论“离形得似”说对中国美学的影响

“以形写神”(出自东晋顾恺之画学)和“离形得似”(出自晚唐司空图诗学)是代表中国美学形神论两大主流的艺术命题,前者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美学形神论诞生而后者的问世昭示着中国美学形神论成熟。关于顾恺之“以形写神”说的“承前”意义,笔者已有专论,可供参阅。本文拟从“启后”角度对司空图“离形得似”说的历史影响作一审视。“离形得似”的美学形神观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和丰富的理论内涵,无论就其历史延续性还是就其影响覆盖面而言,它都堪称传统美学形神论发展史上一重大转折标志,又可谓横越于诸多艺术门类的重要创作法则之一。     

“良知是呈现”如何可能

熊十力建构哲学体系之目的在于"见体",见体之工夫,就是良知之呈现。"良知是呈现"既是哲学命题,也是道德实践的要求。良知是个"实",故其有实践的力量。良知是本体,故其能涵摄一切而为宇宙之大主;良知又是即本体即工夫的,故其有体用不二之特性。良知又即生命,故其精进不已,故故不守。通过对"良知是呈现"进行阐释,既可以厘清熊十力思想体系中的体用、内外、本末关系,也能展现其关于本体论、心性论与人生论的思考。     

“滋味”说视阈中的《秋颂》

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滋味"说对各种体式的中西诗歌鉴赏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名诗《秋颂》历来为众多中外批评家所关注,然鲜有人运用"滋味"说这一品评诗歌的标准来论析此诗。从"滋味"说视阈对《秋颂》进行"情性"、"形美"以及"赋比兴"等方面的解读,可以另辟蹊径来探究此诗长盛不衰的艺术魅力。     

试论熊十力的体用观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一对本体论范畴。熊十力在批判总结儒释道各家体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特色、包含丰富辩证法思想的“体用不二”论。本文试图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对体用不二论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构架作一初步的探讨。     

顾恺之“传神论”美学思想探析

顾恺之是中国最早系统提出“传神论”的绘画美学理论家。“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理论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重要创作方法。从“传神论”的哲学源头入手，讨论各家思想对其画论的影响，论述“传神写照”这一理论中“神”的内涵，重点从审美体验来论证“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概念，从而加深对顾恺之绘画理论的理解。     

"工夫的乐论"如何可能——论徐复观对中国古代乐论的心性学诠释

"工夫的乐论"是徐复观从儒家心性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音乐的一种理论建构。这种理论的功能价值是开启人格修养;其道德形上实体即内在价值根源为人之"性";而其最高的存在形式为"无声之乐",即一种道德与艺术合一的人格存在。     

顾恺之绘画理论中的美学主张与谢赫“六法”论之关系

中国早期绘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大体经历了传神论的提出、山水画论的初步确立和"六法"论的形成三个阶段。顾恺之是传神论的创立者,从一定意义上,也可被视为中国美术理论的引领者。传神论对中国绘画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谢赫"六法"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六法"是谢赫提出的品评绘画的基本标准,是中国传统绘画品评的重要准则。顾恺之绘画理论的论点几乎囊括了"六法"论的全部内容,如若没有顾恺之的绘画理论为基础,就很难有谢赫的"六法"论。"六法"论基本是在顾恺之绘画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论证这一观点,为的是廓清中国绘画理论发展过程中传承关系的问题。     

正余的吞吐成环及双向开掘——论方以智的体用观及其创新

在方以智的体用观中,余是体,正是用,并且二者可以互换,即"体用互余",这是对中国哲学"体用一源"与"体用不二"的继承与创新。体用互余始于"一分二",终于"二合一",中间经历交、对、反、克、生、代、错、综、弥、纶,包括反对六象十错综。体用互余的重要创新点还体现在吞吐与成环,以生生为基础:如鹅笼喻,以无声无臭之影为体,以覆帱持载之形为用,影吞形,形又吞影;如仁树喻,仁体生树用,树用又生仁体。吞吐与成环还可从"三"来讲:显冒、费均为用,密冒、隐均为体,方以智引入统冒、中均、公因、绝待等第三个概念,弥合体用之间的断裂,实现三冒、三均的吞吐合一。体用叠加"有""无",有体用超越至无体用,无体用又返回有体用。体用双向开掘:体向几、故等形上学发展,引发根本因的追问,追问生生之体;用导向致用,体现为实学精神。这两个方向代表了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发展水平的高度:前者以发掘本体的根本因为目的,预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进路;后者在明清实学思潮中独树一帜,是融合了阳明学之"无"所呈现的"即无而有"之实学,是"无用"与"致用"的融合。     

事几、心几与阳明学的“体用之几”

从历史上看,"几"从《系辞》的事几、理学的心几,发展到了阳明学的体用之几。阳明学者极为重视以"几"来表达体用一源的关系,他们继承了《系辞》和玄学的事几、理学的心几的思想,并将"几"进一步理解为体用关系的真正承载者。无论是阳明的"见在之几",王龙溪的"见在良知",罗洪先的"诚神之几",还是王时槐的"生几",都现实地体现为"体用一源"的状态,"几"沟通并具足着体用。只不过在阳明和龙溪那里,良知就是"见在之几"。而在王时槐看来,良知和意都是"几"的样式,是体用之间和不分体用的状态。     

王国维“境界说”质疑

王国维"境界论"立足于康德、叔本华的意志论,而不是中国的心性之学,这种理论并没有接上中国文论传统,更非"探本"之论,因为它没能接触到人格修养,缺乏对中国艺术教化功能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