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融合冲突与拉丁美洲的现代化

拉丁美洲文明的形成和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进程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不同文明的融合进程比较顺利的时候,也是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的时候,表现为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反之,当文明的融合不顺利和困难的时候,也是其现代化进程发生困难的时期,表现为社会冲突、经济停滞和政治局势的动荡。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探析

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然而,许多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却极易出现社会动荡。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诸如人们的期望值过高、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等,还有历史的国际的原因。这些国家获得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途径主要有：提高政治制度化层次,建立合理而强有力的政党制度,坚定不移地推行全方位的改革政策,强化政府能力和巩固政治权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也属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我们党和政府应根据中国国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社会管理,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疏导机制、调控机制、缓冲机制等一整套社会稳定机制。     

论阿根廷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角色

在阿根廷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具有重要作用。当经济、政治和社会出现危机时,政府若能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发展战略,便能使危机得以缓解;反之,危机便会进一步加深,现代化进程便将受阻。阿根廷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改革的同时要促进社会发展,当经济发展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时,政府须承担起责任。政府作用的缺失将导致社会失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自主创新与中国第三期现代化发展

从中国与世界互动和交往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可以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中国第三期现代化发展阶段也可称为辐射世界现代化阶段,其基本实质就是中国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先进文明大国;其基本内容就是中国具有辐射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竞争力.中国要实现第三期现代化发展目标,尤其是要完成第二期现代化发展阶段向第三期现代化发展阶段转变,就必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冲突发生的深层原因探析

转型期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资源分配不均衡,政治文化深刻变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权力腐败等多种因素,引发了政治冲突的频繁发生,政治矛盾与冲突有增无减,并且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动荡情绪滋长蔓延,政治运行张力日趋扩大,政治秩序与稳定面临严重的挑战与压力。     

60年代后期西欧社会动荡因果试探

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相伴随，而经济恶化则必然带来社会动荡，这几乎是一条规律。然而也有例外，６０年代后期西欧社会动荡不定，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分析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西方社会的认识，也将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现代性视阈下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逻辑思考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指向与特征,现代化事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选择,现代化进程是与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化相伴生的。政治参与既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秩序的重要因素。在现代性视阈下,从社会转型、阶层分化组合的历史进程中,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发展愿景、现状和逻辑选择,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腹地构建现代城市性:民国前期济宁的演变(1912—1937)

在近现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所牵引的沿海城市经济的迅速崛起相反,许多内陆城镇急剧衰落,但济宁是个例外。民国前期,济宁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现代化转型。与中国北方其他城市情形不同,济宁精英和民众积极引介现代商品、技术、文化和政治制度,又保留了许多旧有的因素和习惯,区别于那些受现代或西方势力支配的通商口岸。但济宁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阻滞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张力以及市民社会的正常成长,影响了其城市性格的充分发展。同时,济宁现代化的部分成功是孤立而脆弱的,大济宁地区渐成为以沿海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社会经济网络中的一个腹地。民国前期济宁的经历显示:其作为内地城市的命运并不主要由城市自身的逻辑机制所规定,农村危机及其解决危机的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构建和谐社会与扩大中间阶层的统一性

中间阶层不断扩大所带来的直接启示是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都相对缩小，整个社会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相对减弱，呈现出和谐社会的繁荣局面。同样，只有当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基本进入比较发达的现代化阶段，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的，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中间阶层才会最终形成。     

变化中的现代性渴望——当代藏族文学的社会、文化现代性追求

在古代历史的宏观演进过程中,民族迁徙与其相应的社会动荡与文化演变是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以中高纬度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为潜在动力,以气候的变化以及旱灾、雪灾等自然灾害为触发因素,引发游牧社会的动荡与危机,进而导致他们周期性的南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     

甘肃民族地区社会分层状况与稳定研究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层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学者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还更多的放在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积极影响,社会分层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虽然对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会产生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会产生某些破坏性的消极影响,如果处理不当,伴随着社会分层的进一步发展,它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构成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     

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性功能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断的向前推进和发展,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跨越长时间的积累与潜伏期,逐步以各种特殊形式暴露出来,影响着社会发展与稳定。社会共识的割裂、社会阶层与结构的剧烈变化、利益集团逐渐表面化等问题逐渐改变着中国固有的政治局面。这些现代化进程中新涌现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客观问题,更是直接影响到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影响着现代化进程能否持续进行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强大执政能力政党的代表,面对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在巩固传统角色的前提下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发挥新的功能角色—社会性功能,以凝聚、整合、协调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更好的完成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民族大迁徙的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以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为考察的重点

在古代历史的宏观演进过程中,民族迁徙移动与其相应的社会动荡及文化演变是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以中高纬度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为潜在动力,以气候的变化以及旱灾、雪灾等自然灾害为触发因素不断引发游牧社会的动荡与危机,进而导致他们周期性的南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     

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以民主化为取向的政治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其战略选择和实际成效直接影响现代化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三十年.中国三十年成功的发展得益于中国政治长期有效作用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政治的有效性是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基本战略,其核心是:在保证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效作用的前提下,顺势而动,积极推进政治建设和发展,推进民主化进程.所以,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从创造政治有效性出发的,并在保持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效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深化和扩大民主化,不断累积政治的合法性,以保证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整体进步.     

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妥善处理稳定、发展与改革的关系。亨廷顿就这一课题提出了富于政策含义的理论分析框架 。他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现代化途中的非西方社会发展中国 家在政治的制度化、政治制度与公共利益的协调、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平衡方面将会陷入左 右为难的窘境。本文把亨廷顿的论述概括为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亨廷顿悖论”,认为这 一悖论必将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所解构,但其“政策含义”对于预见、防止和解决 由于现代化进程加快而出现的某些失衡问题,特别是对于政治稳定政策的设计,具有积极的 借鉴意义。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重大项目工程在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现代化进程中酝酿着冲突和不稳定性,使其愈发显现出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风险源头性。因此,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应用于重大项目工程建设进程中有着重大的意义。目前我国的风险评估技术发展尚不成熟,在开展评估工作中存在许多的问题。需要探讨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定的思路和对策;     

论企业管理模式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

19世纪以来 ,西方国家相继出现过独裁专制型、经济保健型、支持帮助型和协同合作型等四种管理模式。人们往往认为 ,企业管理模式的演变更替和现代管理模式的产生主要是源于现代管理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本文作者通过考察分析了与各种管理模式相关联的政治历史背景后指出 ,导致最近 2 0 0年来西方国家不同管理模式演变更替的深层次原因并不在于管理科学本身 ,而是由于随现代化大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劳资冲突、工会运动和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推动的作用。独裁专制型和经济保健型只能产生于政治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 ,而支持帮助型和协同合作型则只能是高度政治民主化社会的产物。今天 ,我国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必须引进先进的管理手段 ,但先进的管理手段必须依托于先进的管理模式 ,而先进的管理模式又必须建立在高度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之上。因此要实现我国企业管理的现代化 ,就必须首先建立起高度的政治民主化。这是中国经济体系在加入WTO之后所面临的而又必须正视的严峻挑战。     

论国家层面语言政策制定对国内民族团结和睦的影响——以乌克兰为例

乌克兰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和语言状况复杂。1991年独立后,在社会、经济、精神等方面经历了重大危机,社会规范遭到破坏,社会持续动荡,同时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甚至导致激烈冲突、民族分裂、爆发国内战争,与此有关的语言问题日益凸显。追踪乌克兰历届政府实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之走向,其偏激且不符合实际的语言政策与社会政治纠葛在一起是造成乌克兰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之一,它给国家统一和安全带来危害,给世人留下沉痛教训与启示。     

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本文旨在全面省察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以澄清当前在东亚经济发展研究中对文化作用的混乱认识。首先作者在理论上从分析社会发展的三个层次入手 ,认为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 ,而文化伦理道德的因素对于经济的发展并无直接的阻碍或推动作用 ,它更多地是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决策活动提供背景和活动场所 ,只起到间接的影响。本文并结合东亚经济起飞以及 1997年以来的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情况进行了新的分析。最后 ,作者提出了东亚经济成功与失败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新加坡威权体制的构建与社会发展成本的降低

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和持续高速发展是人民行动党所建立的威权体制推动的结果。人民行动党建立的威权体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行动党依靠威权体制协调经济发展,搞好战略规划,有效地配置了资源,培育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使新加坡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种具有刚性调控能力的“低参与高投入”的发展模式,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刚性方式来排除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与危机。这种威权政治模式有助于新加坡这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后发展国家应对各种复杂矛盾,有助于在秩序稳定状态下完成其现代化进程,降低社会发展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