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权利的理论路径——基于族格的视域

"族格"理论认为,在多民族国家或在国际关系中,每个民族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中,族格之确立,为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权利提供了哲学基础;族格之承认,为各民族建立了在国家中的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使得国家通过制度、法律、政策保障、实现其权利。政治哲学旨在为政治寻找理性。有关"族格"的议题在一些国家的政治进程中曾被忽视,但是民族、族群、移民问题的增多及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发展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重大问题。实际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中,有关群体、社群、民族权利的理论争论与探讨,拓展了以"自由""平等""公正"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命题的讨论,一些理论的发展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等推动了民族政治实践的发展。本文以族格为视角,分析以上各种政治哲学能够实现民族权利的理论路径,进行比较政治学的思考。     

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再探索

民族应该划分为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两种,狭义民族是指具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大特征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民族六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如汉族、匈奴族、蒙古族等等;广义民族则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游牧民族、中华民族(即国族)等等。目前一些学者所引用的西方和日本学者有关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定义,不过是广义的"国族"定义而已,既不包括狭义民族,也不包括其余的广义民族,不能颠覆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概念。从西方传入的"族群"概念涵义模糊,如果说"族群"是处于"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下位的话,那么,"族群"就具有发展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并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必然前景,是十分有害的;如果说"族群"是指斯大林所说的具有四特征的"民族"下位的话,不见得比斯大林所说的"部族"高明多少;如果说"族群"是指斯大林四特征的民族的话,更没有必要用"族群"颠覆"民族"。我国学者已经在吸取、改造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体系,没有必要以西方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民族理论为圭臬,并按照他们的理论用"国族"和"族群"去颠覆民族,应该形成我们自己的有关民族理论的话语权。     

试论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的整合——对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的解读

云南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四"族群在2000年前后经历了对回族身份和文化(主要是伊斯兰教复兴)的"回归",同时引发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变迁.由于该族群迁徙到当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其文化早已发生诸多的变迁,因此试图用伊斯兰教来规范族群社会和生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相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使得当地宗教工作几经停顿.如今该族群的宗教回归激情日趋淡化,他们最终明白,藏-回的认同已融入血液之中,难以割舍任何一方.因此,族群认同除应整合多元民族文化和自身民族传统文化外,还应注重培养文化自觉.     

从民族和民族性到文化认同——欧洲民族学核心概念的转变

民族和民族性是欧洲民族学史上的两大核心概念。民族(ethno)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后来被用来指代作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人类群体。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了"族群"的定义,并在想象的群体和真实的群体之间加以区分。从俄国学者史禄国开始,民族学对于"族群"有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等多种定义法,以至于"民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性"概念不断遭到质疑。今天的人们更倾向于使用"认同"这一新的主导概念,长期以来处于中心地位的民族和民族性概念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人类学文化变迁之文化涵化——以广西贺州客家族群的文化变迁为例

文化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指不同民族(或族群)相互接触引起原有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通常是双向的。广西贺州客家族群长期与瑶、壮等兄弟民族(或族群)聚居生活,由于发展历史和生态环境的不同,经过长期的文化涵化,广西贺州客家族群在语言、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地方客家族群的文化特征。     

民族平等与"文化化"——国外民族政策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目前关于民族政策的两种争论,即:在民族平等方面要求形式平等还是实质平等?在民族整合方面采取"政治化"还是"文化化"?对于第一个争论,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平等,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对于民族状况不同的国家而言,平等原则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所结合的"度",即如何让两者的结合既能满足政治民主的要求,又能完成国家政治整合的目标.对于第二个争论,虽然"文化化"不失为解决民族问题的良策,但是对于那些不具备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条件的国家而言,将"政治化"和"文化化"相结合的政策也值得一试.     

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解析

宁夏固原市回汉民族交往之间存在一定的"民族心理距离",它表现多样,主要来源于历史上的民族争端、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方面的差异和对他民族文化认知的偏差,既对增强民族意识和民族内部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民族的深层次文往.所以,应对"民族心理距离"进行积极引导,促进各民族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     

多民族地区发展社会工作的族群视角

在科学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发展民族(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已相当迫切,但是这些地区的社会工作相对落后。在不同族群成员之间开展社会工作可能存在"动态差异"问题。文章提出"族群优势视角"的社会工作发展思路,认为要注重培养本民族(族群)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同时要与现有社区工作者的岗位转化相结合。     

论作为自决权主体的"民族"与"人民"

按照法律文本的翻译,自决权的主体应是"民族"或"人民"。如果译为"民族",那么这里的"民族"应界定为国族,而非种族;对于单一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指单一的民族;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则指一定领土范围内由多个民族构成的民族整体。如果译为"人民",那么这里的"人民"应界定为"任何一个国家之全体人民"(既包括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也包括独立主权国家的人民),而非一个国家内部的一部分人民。     

"Ontology"格义

Ontology的汉译问题并非单纯的语言翻译问题,而是直接关联于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深层次的学理及义理问题.Ontology纯粹属于传统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方式.从学理上看,古希腊哲学关注的主要还是系词意义上的"是"及"是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关注的是"有论"及"存有论",海德格尔等现代生存哲学家试图挖掘的还是"生存论",但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作为一种学说的Ontology,承载并通向西方超验的精神传统及其信仰关怀.存在论的论阈包含三方面一是"是"作为系词的共相普遍性及逻辑整全性,在此,"是"表达的是一种信念;二是确立起作为"是"之殊相及谓词样式的"是者"及"存在者",并由此构成一个"世界"结构;三是对"是"的状态或"存在"的状态的先验构造,这一构造旨在通向超验者的存在（出场）.     

论宗教对族群边界论的功能解释——对纳家营汉族“马天君”神话的宗教人类学解释

云南通海纳家营村是一个以回族为主体,回、汉、彝等民族杂居的村落,有着回族身份的魁阁马天君新神话人物在汉族社区中的出现,隐喻纳村回汉关系里超越民族文化边界的历史面相,这一个案对于族群边界理论中族群宗教文化的解释理论有所补充。超越族群边界神话故事这一宗教现象,成为宗教对族群边界功能界定与解释的一个具体范例。     

论白马藏族族源记忆与传说——以陇南为例

白马藏族的族源记忆与传说比其神话的出现要晚,一些传说追溯了远古先祖通过艰难的迁徙得以使族群存留下来的历史过程.白马藏族以传说映现了他们民族的集体想象,不断实现着他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着其族群意识和认同感,其中的人物传说、地方风物传说、动物传说是主要种类和存在形式,它们多用奇妙的幻想、超自然的形象、神奇变化的手法并经口头辗转加工创作而成,因而形成很多奇特生动的情节,大大增强了趣味性和文学性.这些传说结合叙述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以十分明显的地方性、民族性引人入胜.从而已成为多姿多态而又独具特色的中国民间传说品种之一,至今还具有重要的文学、民族学、民俗学价值和意义.     

论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

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各个族群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汉族地区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他族群也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族群缔结婚姻的习俗和标准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它不再是单一的风俗习惯标准或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动态的社会现象,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地理环境、人口规模、居住格局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

“现代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是当代西方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学术流派。目前已经引起我国学术界注意的安东尼·史密斯是后者的代表人物。“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论述的重点在于强调民族的现代性、政治性、市民 (或公民 )性以及其缘起的西欧性。“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则注重研究民族的历史性 ,民族的族群基础及其文化特征 ,并且特别强调民族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持久的生命力。两种民族理论的发生、发展及其理论对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加强对它们的研究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我国少数族群问题研究的基本理路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族群国家。我国的少数族群问题研究既可以是文化层面的,也可以是政治层面的,不能简单地"政治化"或"文化化"。在少数族群问题研究中,需要提防的是借文化研究实现政治目的,或利用政治研究消解文化研究。     

"齐物"与"两行"--章太炎文化学说的内在底蕴及其现代意义

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通过对庄学与佛学(唯识宗)义理的汲引,构建了其独特的"齐物"--"两行,,学说.这一学说拒斥了当时在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进化论"学说,揭示了文化价值的平等性与相对性特质,带有浓厚的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色彩.章氏认为存在于不同"空间"的文化存在形态均有其存在的内在合理性,在价值上无可区分轩轾;文化在"时间"上的传递则是恒处于矛盾统一体中的事物及其对立面同时俱演,文化作为"时间"的存在也均有其存在的内在合理性.主张对于存在于不同"空间"的文化存在形态应按照其"惯习"去自然地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十日并出、万物皆照"的世界多极文化存在格局.对于文化的变革,章氏主张应在本民族文化传统所给定的条件下进行,反对"尽革旧俗、一意维新"的激进主义的文化变革模式,对于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章氏则主张"现代性"应从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开出,反对以"欧化"为取向.章氏这一富有前瞻性的独特思想意旨,暗合于现代世界的思想潮流,充满了现代的精神.     

以濮人、孟高棉民族为中心的云南古代族际关系考释——结合少数民族遗传基因的多学科研究

濮与孟高棉虽为异源,但这两大族群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族际关系,濮与孟高棉相融合形成闽濮,同时濮和孟高棉分别与氐羌、百越族群相交融,但两者在融合的程度上有明显差异,孟高棉语民族与百越族群的交融具有直接性特点,与氐羌族群的交融具有间接性和有限性的特点。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现代国家分析

民族具有族群性和国民性.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族群性和国民性相互交织.在不同群体被权益所驱使而建构成诸多民族的同时,以民族为主体构建现代国家的模式也在不断蔓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促进,并最终在国家政治层面得到统一,即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现代国家理论虽有诸多的不同,但各种理论均对国家及其内部成员的民族性给予了极大关注.现代国家建立的现实基础依然是民族或族群,以民族为代表的群体权力的彰显就是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     

“民族”概念的困境、原因及建议——兼论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

民族学界对民族一直存在很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并非真实存在,甚至出现了“去民族化”的思潮.民族概念争议的焦点在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对话以及是否用“族群”取代“民族”概念等问题,原因在于中西语境下的民族概念的歧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特性差异、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的重要影响,因此,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把握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抓住民族发展的基本特点,揭示民族概念的一般内涵,探求民族概念的研究路径来化解其困境.     

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以湘西红土溪村的民族识别过程为个案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湘西红土溪村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更改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