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格”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格”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格”最早在北宋中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至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格”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从创作主体人品才性学力角度探讨词格，从诗词体制上立论格调之别，对词格审美特征与要求予以论说，并对词格创造予以考察。上述两个维面，将“格”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充分展现了出来。     

古希腊文论中的模仿观念——西方文论中模仿观念的历史变迁考察之一

“模仿”一词最早出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著作,一般用来说明万物与其本源或一类事物是另一类事物的派生物,后来在整个古希腊时代,“模仿”一词被广泛使用,显示出了古希腊人宽泛而多层次的模仿观念图景,在每个哲学家和艺术家笔下,“模仿”一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未把模仿看作审美艺术的独特本质。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

中国古典词学“格”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格”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格”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格”最早在北宋中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至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格”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从创作主体人品才性学力角度探讨词格,从诗词体制上立论格调之别,对词格审美特征与要求予以论说,并对词格创造予以考察。上述两个维面,将“格”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充分展现了出来。     

由模仿到象征: 古罗马和中世纪文艺基本观念的历史变迁

古罗马和中世纪，“模仿”一词和古希腊一样还泛用在不同的范畴和层次上，但在文艺理论中，早期的罗马人就给模仿渗进了逼真描写的要求，到了晚期“模仿”则多专指临摹可见可闻的自然事物，“想象”成了比“模仿”更重要的概念，加上中世纪人们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文艺理论中兴起的象征观念便取代了传统的模仿观念     

某些构词方式及相关问题刍议

某些构词方式，事实上并不存在：“兼语式”词缺少兼语式必不可少的构成者兼语，对此予以解释的“兼语隐含”说又明显与存在同一现象的语句的处理相矛盾，这类构词方式的存在没有理由。“承接式”“注释格”两种方式与“联合式”同时存在是种属关系的并立，它们应统称为“联合式”。“重叠式”合成词应归入单纯词中的叠音词，因为词重叠之后仍被看作一个词，语素的重叠也应同样看待．“正偏词”多数为偏正式。某些构词方式，应予以调整：词和短语的偏正类应二分为“状中”“定中”，这样，既能反映出二者并不相同的实际，又能与句子中相同情况的处理相一致。“底下”一类词应从后补式中独立出来，叫做“方位式”。     

再论《马氏文通》起词的性质

传统看法认为,《马氏文通》的“词”相当于句子成分,“次”相当于西方语法中的“格”,但又不等同于“格”,“次”可以取消。本文认为:《文通》的“词”具有多重性,包括不同层面的概念。起词是语法组合关系层面的概念,相当于主语。从形式上讲,包括名词主语、代词主语、小句作主语等等。从语义角度看,包括施事主语,受事主语等等。因此,不能说起词相当于施事。     

与格助词“と”相关的副词初探

日语中的副词数量多，且构成复杂。文章研究了与格助词“と”相关联的副词，主要考察了可添加格助词“と”的拟声拟态词及其它固有副词，代词、叠词等与“と”组成副词，格助词、数量词等与“と”组成副词性修饰语等。由此可见，日语副词与格助词“と”联系紧密，进一步加深了对它们的理解，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并运用副词。     

《马氏文通》的“次”与“格”“位”之比较——兼评何容、林玉山的“次”理论

马建忠以普遍唯理语法为原则,将西语的 cases(格)译作“次”,并移植到汉语。由于汉语无词尾形态,故马氏的“次”不能与“格”尽相吻合;但两者的精神一致,就是讲“实字相涉之义”。模仿西语的“格”而设的“次”,因为汉语名代词没有词形变化而无意义,这与黎锦熙、刘复为汉语所设的“位”是一样的。是外,马建忠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语法实践上都没有将介词等同于西语的“格”,而何容在对待“次”与“位”的态度上前后矛盾。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形式”范畴

“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但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使用的却是“交往形式”范畴。本文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形式”范畴的考察，提出了“交往形式”是唯物史观得以确立的逻辑起点．并就读范畴的基本特征、含义及其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用和历史命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所用“生产关系”取代“交往形式”的逻辑过渡及其理论思想发展的轨迹．试图纠正马哲史上那种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马克思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据这一传统观点。     

现代汉语时间NPK次范畴研究

汉语介词是语义的形式标志,语义关系的清晰认识必须从语言成分范畴及次范畴上,以及从词语的选择性上加以说明.通过对时间格的研究,在100万汉语普通话语料的基础上,梳理出时间格后NPK的次范畴种类,统计出现代汉语中各时间格的介词的使用频率.     

汉语构词范式初探

简缩式双音词的流行使用表明“双字格”凭着极强的新词生成能力已成为汉语构词范式。其形成经历了“模仿范例—泛化定型—格式化—词化”的发展过程。组合式“双字格”的形成,是以联绵词为范例,逐渐泛化定型,成为汉语双音构词的基本格式;简缩式“双字格”的形成,则选择了以组合式“双字格”为范式,这一选择在客观上促使了“双字格”最终成为汉语构词范式。     

徐祯卿"因情立格"诗论的形成背景和意义

徐祯卿“因情立格”诗论是针对复古创作实践中“格”与“情”如何兼顾这一问题而提出的。与李梦阳、何景明的复古诗论相比较,“因情立格”诗论为当时的复古创作指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价值:探讨异化范畴的新视角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的“异化”范畴本质上是一个价值批判范畴,异化即价值的异化,体现与价值应当的对立。系统考察“异化”一词的渊源以及马克思著作中运用“异化”一词的情况,并从价值角度对“异化”范畴进行一番新的探讨,可以发现,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价值批判,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确立起了一个全新的人文价值体系     

史华慈的“毛主义”及其毛泽东研究

“毛主义”一词，是在美国反苏反华反共狂潮弥漫的政治气候中，由史华慈首先创造出来的，用以说明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这一概念的提出，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不断地引发出一次次的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论争，史华慈本人也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的批判与攻击。这个过程，既客观促进了西方毛泽东学从新闻传记向学术研究方面的转变，也为我们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提供了更多的方法论启迪。     

论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因果关系”

本文从“因果关系”范畴入手，对与其密切相关的以下问题加以分析：第一、“因果关系”在康德批判唯心主义哲学中是如何提出的，对此问题，本文对康德的形式判断表、范畴表及真理表的内在联系给以说明，给出“因果关系”在三个表中的地位；第二、康德是如何对它进行论证的，对此问题，本文主要借鉴英国哲学专家威廉·斯密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一书中的说法；第三、对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因果关系”的分析学习中牵连的问题的讨论，如“主体与客体关系”、“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等，这就必须放到批判哲学的大背景下，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个过程虽艰难但必将受益匪浅；第四、康德在三大批判中对于“因果关系”都有过说明，但角度各异，本文也将力求能把“因果关系”在各个批判中的形态给以大致的说明；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康德的特殊的形而上学立场。     

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

“忠臣”一词，最初出现于《墨子》，法家对之做了规定性解释，秦朝付之实践，结果失败。汉水秦制，继续实践法家“君臣之术”，造成西汉君臣关系高度紧张。两汉统治者和儒家今文学派试图把法家的“忠节”概念纳入儒家的“气节”范畴，但在理论上并未解决，这一问题直至宋儒才予解决。它在政治实践上的反映就是，从西汉至五代，中央政权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权臣纂立；而宋以后，这种现象再不出现。“忠节”是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从秦汉至五代，士大夫对君臣关系和忠节的认识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的观点──“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无道衡命。”而不是宋儒的忠节观──“死事一主”。因此，对忠节进行历史的考察必须走出宋儒对“忠节”认知的误区。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论汉语动词配价的确立

汉语动词的配价是一个有相当语义基础的句法范畴，它又有深刻的认知原因。确立动　词的配价要将认知框架和句法框架结合起来，两者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我们采用“理　想化认知模式”来指派格角色，然后在静态的理想句中提取“价”。配价成分的句法位置和　格角色要依具体动词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全唐五代词》编纂与词学理论

本文结合《全唐五代词》的编纂工作就相关的两个词学理论问题进行了着重阐释。其一是通过对词的名称的考察，系统揭示了词的内涵和本质的多面性、复杂性、流变性特征；其二是就词的起源与形成过程重新进行了界定，主要抓住“隋唐燕乐系统”和“依调填词方式”两个关键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论述。最后，还就该编所做“增补”、“探源”、“考辨”、“甄别”等四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必要的总结和说明。     

白石有格无情辨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评价白石“有格无情”。然白石之“无情”，实则为“深情”，白石“深情”却看似“无情”，与他个人身世经历有关，同时也是他清空骚雅的词学风貌的主体规定性所在，与其推动词的复雅的创作实践，与其诗教观和美学思想的实践和追求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