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分析——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

文章使用CLDS 2014年截面数据,选取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因素和控制变量共五类16个变量作为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潜在影响因素,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识别并分析各变量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参与会显著提升个人社会地位认同感。这说明人们在自评社会地位时,虽然参照了身边的社会环境,但更多地是参照自身的主、客观因素。此外,文章在识别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采用模型变换的方式,深入分析了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先赋优势会通过提升子代的收入、教育和户籍等因素来提升子代的主观社会地位。     

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

采用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重庆、西安、武汉七个地区城市居民信任状况调查数据,从个体微观层面探究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及其维度之一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与主观社会地位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月收入和文化程度两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男生和女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和女生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女性。另外,年龄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就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而言,与客观社会地位相比,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不同于社会信任水平,这表明更为细致地探究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不同维度的关系有其必要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进展

社会经济地位会对人口健康产生影响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对健康影响机制的研究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而这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可操作性。对近年来西方学者所做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影响的中间机制研究进行较全面的综述。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四种中间机制影响人口健康:物质机制、生活方式机制、社会心理机制、社区邻里环境机制。这四种中间机制不仅单独发生作用,而且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哪种机制对健康的影响更大目前仍没有定论,在影响结果上,研究也未呈现一致性。在物质机制、社会心理机制、社区邻里环境机制上,表现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受到的损害更大,但对社会心理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明朗;在生活方式机制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样本存在差异。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基于CSS2013的实证分析

客观阶层地位是居民在社会分层中的结构位置,主观阶层认同是居民对自身所处阶层的主观态度.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3年的数据,通过相关分析和交叉分析发现,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总体上具有微弱的一致性,但在内部结构上存在差异.客观阶层地位中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呈现金字塔型,主观阶层认同呈现下偏的橄榄型,主观阶层认同具有中间化趋势.     

家庭背景中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主要以父亲特质或者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地位组合来代表家庭背景,母亲的影响却没有真正被重视过。母亲在子代教育和地位获得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基于地位获取模型,将家庭背景中母亲的影响因素单独提出来以检验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采用CGSS2010数据,通过建立三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越高,其子代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相应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要高于父亲的影响,对子代收入获得的影响与父亲的持平;母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父亲的影响。     

当代中国地位获得模式分析——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全球化演变,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式是否发生了转变?父子之间的地位传承关系是否还在?教育程度在地位获取中发挥着什么作用?林南-边燕杰的单位地位模型是否依然适用?是作者力图要回答的问题。作者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的方法,在对前人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的数据分析,发现与布劳-邓肯模型相比,父亲职业地位直接影响减弱,初职和教育的影响显著增大;与林南模型相比,单位制和身份制不再是显著变量;与其他模型相比,母亲在子代教育获得中发挥重要作用,户籍制依然是一个显著变量。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社会影响因素——基于CLDS(2012)数据的实证研究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受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因素包括收入、教育与职业等传统客观指标,社会因素则分为社会交往与主观认知两方面。通过"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数据"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首先,相较于客观社会地位,当前我国的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偏低。其次,社会因素对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个人因素,其中社会公平感与幸福感对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最大。     

社会地位影响下的愿望类型选择

从特纳的"仪式过程"理论出发,探讨在中国本土化语境下社会阶层地位对居民愿望选择类型的差异化影响.运用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13年数据,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因素的条件下,主观社会地位和客观社会地位对居民愿望类型选择的影响显著,并且不同的愿望类型差异明显;人口学变量包括户籍、年龄以及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居民愿望选择都具有显著的效应.同时,通过集中对处于社会结构断裂处、边缘处和底层处人群的探究,验证了特纳提出的阈限假定.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农村劳动力移民的地位分层及认同分化

在经由“农业生产”向“非农职业”的“一次分化”之后,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劳动力移民正发生着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地位认同的“二次分化”。利用CGSS2013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农村劳动力移民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成为获得较高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声望、权力和收入)的关键机制,而社会资本则不具有显著的经济收入回报。此外,在其主观地位认同的分化过程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移民主观地位认同的基本定位,而以“相对剥夺感”为核心的社会体验因素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客观地位认同偏移的具体方向。相对剥夺体验较强者更易出现地位认同的“向下偏移”,相对剥夺体验较弱者更易出现地位认同的“向上偏移”。     

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居住环境、社会地位与老年人健康研究

由于身体机能和自我恢复功能下降,老年人成为健康问题的高危群体。从居住环境和社会地位入手探究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可以发现,老年人的居住环境资源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会显著作用于其健康水平。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不仅呈现明显的地位化特征,而且还与外在的环境资源联系紧密,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健康不平等的"物质主义模型"。因此,政府在制定与老年人健康有关的政策时,应将老年人居住环境所包含的物质资源和情感资源考虑在内,充分发挥居住环境资源在提升老年人健康中的作用。     

当代农民工社会公平感：一个#br# 经济社会学分析框架

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资源分配感觉是否合理即社会公平感高低对社会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入手,将社会经济地位分解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将社区融合分解为社区认同、社区交往、社区参与三个维度,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区融合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均有影响,社区融合的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公平感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即农民工的社区认同度越高,与本地居民交往越频繁,向社区组织提供意见或建议的频率越高,公平感就越强。文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和增进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对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基于杭州市城乡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子女孝顺是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婚姻、性别等也是共同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在城市和农村间存在差异.此外,在城市模型中,自我照料程度、子女个数等个人特征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在农村模型中,经济来源、对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等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总之,城乡老年人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不同,城市老年人已侧重于对精神的需求,而农村老年人首先还需要物质的满足.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证据

经济增长和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国民福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我国民生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2016～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生活质量。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互联网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会网络是互联网影响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即互联网使用通过维系和扩大老年人社会网络提高了主观生活质量。因此，应加快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进一步强化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群体的幸福激励作用。     

转型期“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实证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居民感知当前中国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感知、评价、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中国"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表现在农转居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无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其他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地感知和评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这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山东省城镇劳动者经济地位的获得路径与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经济地位研究关注社会资源占有和收益的性别差异,注重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所依赖的不同资源。按照是否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高教育劳动群体和低教育劳动群体,由分析两类群体人员经济地位获得的不同路径——对高教育群体经济地位提升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人力资本”,对低教育群体经济地位提升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其在单位中所处的“结构”,进而进一步探究不同劳动力市场所需资源的性别差异更有意义。研究发现,低教育群体显著的性别差异来自于女性群体受到更多的结构性限制——管理职务对女性的排斥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大龄女性的歧视;高教育群体趋向于性别平等,原因在于影响该群体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教育、年资和培训经历趋向于收益率的性别平等化。     

妇女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研究了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因素。研究发现,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夫妻收入差异、受教育程度、收入、妇女自我认可程度对其社会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两年的边际效应分析,夫妻差异、人力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样本回归表明,农村和城镇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提高,但妇女社会地位仍存在城乡差异。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应整合政府、社区、就业单位、社会舆论、家庭、女性个人等方面资源,形成合力以促进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社会经济地位与老人身体功能健康的关系——以锻炼和医保为中介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不平等的根本要素之一，行为论和环境论对影响机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文章采用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和KHB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国老人身体功能健康的影响，并以个体行为方面的锻炼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医疗费支付方作为中介变量，来分析影响发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维度对老人身体功能健康的影响具有不同方向，教育和经济状况与老人身体功能健康显著正相关，但只有富裕老人与贫困老人身体功能健康的显著性差异，部分是通过锻炼这一中介因素实现的。锻炼和医疗费支付方这两个中介变量部分抵消了职业和居住地对老人身体功能健康差异的直接影响，发挥了压抑效应，且锻炼比医疗费支付方的贡献大。文章表明，在社会经济地位对老人身体功能健康的影响机制上，行为论和环境论都有一些解释力，但个体因素的锻炼比环境因素的医保制度中介作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