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养生与审美

道教养生是以与生命过程相反的程序使人复归于“朴”,而道教的审美则注重让人认识俗世生活之丑而感受超现实的神仙生活的“真—美”;道教养生经历了从“养生”到“长生”、从肉体的养护到精神的超脱变化,而道教审美也经历了从追求“道—美”的绝对,到借鉴现实美甚至引领现实美的过程。道教养生推动了道教审美的发展,而道教审美又将道教养生推广到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和历史层面。     

郭熙“三远”论的美学思想溯源

郭熙的《林泉高致》是中国古代山水画论的重要著作,彰显了山水画本体价值和功能。郭熙提出的“林泉之心”既溯源于老庄“游”的美学思想,也受到唐代“中隐”理论的影响。郭熙在“游”的思想基础上推扩为“游目”的审美观照方式,并且最终将“游之所向”物化为具有整合、凝炼意境功能的“三远”理法,从而使之成为山水画论与山水画创作的审美范式与规则。     

从自然审美视角比较“卧游”与“如画”

“卧游”与“如画”作为中西方两个重要的美学范畴,都主张借助关于自然的绘画来欣赏自然,不过两者存在显著区别:“卧游”所借助的山水画重写意,而“如画”所借助的风景画重写实;“卧游”主张山水以形媚道,故自然之地位比绘画重要,“如画”则追求形式美,风景画是自然欣赏的标准,故绘画之地位比自然重要;“卧游”偏重以非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欣赏者囿于一室之内,而心游万物,“如画”则偏重以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旅游者带着猎奇心理与视觉占有欲,身游大自然之中;“卧游”具有畅神与疗疾之功能,“如画”则为人们在审美上向自然进军提供了心理保护。比较“卧游”与“如画”,可以窥探中西方欣赏自然的差异之处,透视中西方文化传统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     

从“可游可居”的审美理想看中国山水画的构图特点

“可游可居”作为中国山水审美理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的发展过程。“道游于艺，艺合乎于道”，“可游可居”的审美理想对中国山水画构图的影响体现在五个方面：“游-居”的观察方式、“线性的画面结构”、平面二维的“远”的空间、“以大观小”的“山水之法”以及意象化的符号。文章指出道在艺中的作用，由构思层面来把握构图的特征，探讨古人审美心理的形成渊源和古典图式背后的心理因素。     

释“■”

“刃止刃止”字的篆书形体“从四止”,为会意字,其中朝向为上的两足状和朝向为下的两足状,当为同一人之足。其形体义指的是某人在泥泞的路上向前移动却又向后的滞氵刃止刃止难行的状态。     

“人化自然”与“审美呈现”

“自然人化”有两个基本向度：向外,指人对自然的征服即外在自然的人化;向内,指文化向肉体的积淀即人性的生成,也称为人化自然。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本质上都是人性的理性展现。只有在审美中,理性与感性,道德与肉体,个体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才能得以完美结合,人性才能得以完整的呈现。审美是人化自然的象征性展现,当人性偏向于人的自然性时,审美形态偏重呈现出优美形态;当人性偏重于精神性时,审美形态就偏向于“崇高”形态。审美形态的多样性正是复杂人性的整体性表现,优美与崇高作为审美范畴只是多种审美形态的家族相似性能指符号。     

道家与审美

构成中华文化大厦的儒、道、佛三家中,唯有道家以达到审美境界为其最高的追求。庄子的“心游”说最能表达道家审美境界中审美主体的精神状态。“心游”的意思是指一种对有限性的超越和对无限虚空的冥想。本文从两个方面说明了道家这种审美境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一、“心游”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占突出地位的山水诗的灵魂;二、“心游”是中国一般读书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儒道两家代表中华文化中的虚实两个方面,作者认为,儒道结合、虚实结合,应是中华文化的精义和理想的人格,而针对当前人们过分热衷于功利追求的情势,则应着重在“虚”字上多下点功夫。     

“似”与“不似”审美内涵初探

“似”与“不似”是现实生活中两个相互矛盾对立的自然形态,“似”指形象外貌的近似;“不似”则相反,指形象外貌的差异。当这一对矛盾的自然现象被引入艺术领域后,艺术家便赋予了它特有的审美内涵,使之成了中国美学中的两个特定美学术语。     

论《庄子·逍遥游》之“游”

庄子认为“游”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有条件的,有所限制的“游”,这种“游”指的就是现实中一切事物的活动状态;另一层是无条件的,无所限制的“游”,这种“游”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神状态。庄子认为那种无所待的,突破一切条件限制的“游”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自由。不过,庄子并没有发现在这里有所待和无所待产生了矛盾,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身心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心游万仞”,而我们的身却不可以“云游四海”。庄子所追求无所待的自由只是一种对纯粹经验的体验,它来自我们对无限的向往和皈依。     

王士性与徐霞客“游道”之比较研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朝代,在实学思想影响下,王士性和徐霞客凭“游”成就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发现他们都把“游”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在游的条件、游的价值取向及游的本质等方面有差异性。两人的“游道”对今人的启示是:发掘”游”的修身养性之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除现代旅游业的消费主义之殇,重视旅游的伦理本质。     

从《逍遥游》看《庄子》的游世主义及其现代意义

“逍遥游”的基本含义是“游戏以自乐”;《逍遥游》所表达的正是一种游戏主义的独特观念和视角。从《庄子》全书来看 ,游戏观即游世主义是其核心线索 ,是庄子人生理想的最高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说 ,《庄子》的游世主义 ,正是对当时整个文明的反思和批判 ,是对真实存在的呼唤 ,在文化和哲学史上 ,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庄子》特别是《逍遥游》的游戏观或游世主义 ,不失为转型时代的心理良方 ,更是文明发展的解毒剂 ,有着鲜明的现代意义     

剥离与消解系统中成就的审美境界——从庄子“美学”到“庄子”美学

庄子美学,既是庄子的"美学",又是"庄子"的美学。庄子的"美学",不可大而化之地等同于其哲学,其审美境界亦不可泛化为人生境界。从庄子的哲学到美学,有一个转化与抽绎的过程。"庄子"的美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无目的性、无功利性及直觉体验性等美学共性上,而应当进一步指出其与众不同的个性。庄子的审美境界,在他独特的对"形质"、"功利"、"认知"以至整体的"有"的层层剥离与消解的系统中展开。     

略析胡应麟诗论中的"化"

"化"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代表着极高的艺术境界.明代诗论家胡应麟在其诗学理论中多次运用"化"来探讨相关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化"这一范畴的内涵.胡应麟所谈的"化"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是指代化境,是一种静态的美学意义上的艺术表现;其二是将"化"作为动词使用,既重视变化的过程,又突出"化"之后的结果.     

《齐物论》中“吾丧我”之新论

“吾丧我”是《齐物论》一篇的题眼,在前人阐释中有着不同的理解。“吾丧我”的要义原指“遗形忘心”的状态,其内涵为“两行”,其方法为“以明”和“物化”,其境界为“无己”。     

蒙昧、迷恋与亲和--《丁登寺旁》的生态美学解读

在美学维度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说人在自然中的成长,一直是生态美学所关注的。人与自然之间一般要经过蒙昧状态、主客二分状态然后进入最高层次上的和谐共存状态。华兹华斯在《丁登寺旁》中说明了大自然在他身上产生的作用及他对大自然的反应;蒙昧、迷恋和亲和。这种由自然境界到本能境界,最后升华为生态境界的成长过程,恰好达到了生态美学所追求的极端审美境界。     

儒家美学的“本真”生存审美诉求

儒道美学重视人的生存问题,把人,即“此在”的“本真”生存作为最高的审美诉求与审美境域。在儒家美学看来,“仁”的构成境域就是人的一种“本真”生存态势或生命状态,也即“本真”审美域的达成态。可以说,正是从重视人生、珍惜生命、推崇“本真”生存出发,儒家美学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生命意识的培养。而“仁”审美域的达成流程其本身就是一种“本真”生存态的生动呈现。     

依循自然的精神自由——庄子“逍遥游”解读

"逍遥"的本义,并非通常所以为的"安闲自得",而是"苦闷"、"无所事事",在庄子那里引申为"无为"。"逍遥游"之"游",亦不等同于西方所谓之"游戏",其本义是"在水中或陆地上活动",在庄子那里引申为"精神空间中的一种行进过程"。"逍遥"与"游"在庄子那里都指向自然与自由。所谓"逍遥游",即依循自然的精神自由。     

王昌龄诗学几个问题新析

王昌龄论文学"南北宗",以北宗指北方汉魏风骨,以南宗指南朝文风,实际承继了魏征、李延寿等关于南北文风不同的说法。王昌龄论"意"提出很多重要思想,他所论之"意",有着丰富的内涵,既指诗中主旨,又指作品主旨体现出的思想境界,还指构思之意和感兴之意,指诗歌创造的丰厚意蕴。王昌龄"格高"说,是提出一个层次比较高的艺术审美境界。关于声律,王昌龄也提出很多看法。王昌龄论格律调,提出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是一个完整的思想。     

新时期美学发展格局:一枝独秀与多元共存——兼评“丢弃论”和“不是论”

新时期美学发展格局呈现出由一枝独秀到多元共存的发展态势:实践美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之中脱颖而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之中逐步成为主导流派;90年代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使得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出现了多元共存的格局,各种美学流派在理论建构方面进行着努力探索和研究。实践美学在这种探索和研究之中走向了新实践美学。在今后的美学发展中,新实践美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全面吸收中西美学优秀遗产,在实践美学发展的雄厚基础上,一定会在中国当代美学百花丛中笑迎新春。     

苏轼的"审丑"理论阐释

在关于"美"与"丑"的文艺理论中,"以丑为美"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审丑"理论。苏轼的"审丑"理论形成于求奇尚怪的宋代,建立在他个人人生际遇、哲学观、文艺观的基础之上。苏轼的"审丑"理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丑"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