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叙事下的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神杨再思传说研究

飞山神杨再思是湘黔桂界邻地区宋至当下侗、苗等民族共同信奉的重要区域性神明。但因缺少正史等记载,官方与地方精英、民众、宗族成员以及作家四个主要地方社会群体,通过碑刻、族谱、口承传说及文学作品等方式共同参与了其传说叙事。基于侗苗族群历史记忆与地方社会的多重传说叙事,飞山神杨再思被建构为一位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完美英雄人物型神明。这些多重叙事的解读可以助益从不同侧面对侗苗社会历史演变多样性、复杂性、地方性的深入认识。     

礼俗互动与民间信仰:以微山县两城镇伏羲庙为中心的考察

微山县伏羲庙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两城乡凤凰山南麓陈庄村,宋元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基于各种原因,多次对其进行重修.虽然立碑年代各不相同,但碑文都表达了对伏羲氏的敬仰,并对民间盛行的伏羲、女娲兄妹二人配为夫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贯穿伏羲信仰发展的主线,即强调伏羲作为上古圣贤人物的功德,并努力将其形象神圣化.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盛行以及国家对民间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地方官员和士绅开始有意识地对民间的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礼"化"俗".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途径就是圣贤人物的神圣化与民间神明的道德化.地方精英阶层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对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对民间信仰进行道德渗透,确保儒家思想向基层社会的延伸.     

地缘和血缘之间:祖神与“会馆”模式祠堂的建构

在我国民间信仰中,将祖先奉为神明或将神明认为祖先的宗教现象比较常见,本文称之为祖神、祖庙。另外,还有颇具特色的一类祖庙:会馆模式的祠堂。在明清传统中,同乡商旅建立会馆,主殿一般都供奉具有代表性的家乡神明,而四周则摆放同乡的牌位。祖庙的思维方式类似于会馆,主殿供奉祖神,而四周摆放牌位。这类宗教现象,反映出地方信仰组织构成在地缘与血缘之间的复杂关系。     

明末东南沿海社会重建与乡绅之角色——以林大春与潮州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为中心

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基金项目(HKUST6169/98H)文章考察了明代后期广东潮州的著名乡绅林大春与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以此说明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方整体社会结构的转型。文章展现了读书人在民间信仰传播方面的重要影响，同时表明，一个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来的神明，要为某一地区的民众所接受，常常还要通过灵验故事和占卜仪式等来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而这样的过程，同时又可能被当地士绅作为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机会。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下士绅精英的权威演化与基层治理逻辑

回溯传统士绅精英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分流、异化到势微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今日乡村精英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威从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间社会进行整合,而地方体制通过对民间社会的直接管辖发挥着实际影响而确立权威,两种权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士绅阶层作为重要的变量承担着诸多治理责任,政权对地方民众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采用了捐官、保举等权宜之计,这些举措迅速分化了士绅精英,最终导致其在20世纪初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下逐渐消亡。     

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齿德双隆:明代徽州的“寿官”

在明代优老政策的支持下,地方上形成了独特的"寿官"群体。就府一级单位而言,徽州是"寿官"规模较大的区域。徽州"寿官"是由地方府县两级官员依照皇帝诏书,恩授或例授而来,其间有着一定的遴选机制与请得程序。老人通过官员选拔或民间举荐获得相关资格后,经相关部门确认,最终以府县官府的名义授予冠带。尽管"寿官"没有功名,但他们仍可被视为徽州士绅群体的组成部分。"寿官"在荣获冠带前就已有地方声望,获得荣耀后则可通过乡饮制度与地方官员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并且被地方社会视为道德榜样。     

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分析

地方精英是指除当地政府官吏之外对地方公共事务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群体。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形成的道德约束,国家奖劝产生的政策激励,地方官员忠于王事的努力劝谕,以及因果报应信仰带来的强制都对他们的救荒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对自身经济、安全、名誉等利益的考量则是明代河南地方精英积极应对灾荒更为现实的因素。     

从祖先到家先：湘西苗族墓祭仪式的发生①

湘西苗族地区在清代中后期被纳入王朝国家的行政版图后,随着地方治理的深入,湘西苗族人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跳鼓脏”与“椎牛”祭祖仪式,继之以对家先的“墓祭”。仪式的取舍反映的是湘西苗族人为满足生活需要对神圣权能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湘西苗族人对于家先信仰的价值进行了重述。王朝国家推行的神明信仰是包含了神明的神圣权能与价值的结构性网络,民众通过对神明价值的再表述以及将仪式与地方传统结合的方式,将本地传统编织进结构性网络,并保持了地方文化的特点。     

战争、族群与区域社会:9至14世纪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研究

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长时段研究区域社会中族群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个案.沙陀、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士对二仙信仰的态度既不能以单方面的接受(华化)来概括,汉族士大夫参与二仙信仰的活动也不能仅以逃避仕金、仕元来解释.不同族群的士绅和官员捐资、兴建或修葺二仙庙,原因复杂,贡献不一.除了对二仙信仰进行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如捐资、兴建或修葺庙宇),士人和民众还通过想像与建构二仙形象,在精神层面推动信仰的发展与传播.这些活动和想像将不同族群、地域、信仰背景、社会阶层、性别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集体记忆,成为地方民众请求中央认可二仙的依据.     

南宋四明地区耆老会概述

四明地区产生了有宋一代数量最多、出现最频繁的士绅会社,有五老会、八老会、尊老会、诗社、棋社等多种名目。这些会社大多属于地方声望较著的老年士绅组成的耆老会,是四明士绅地方交游网络的核心群体,对乡里的乡饮酒礼、宗族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     

试论湘西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特征

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大致可以从这样四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以宗族为祭祀单元;二是跨宗族的个人交往不得与本宗族的信仰互相冲突;三是个人的社会生活也必须与宗族信仰合拍;四是个人荣誉感来自于本宗族的宗教信仰并与本宗族信仰相关系。一般说来,不管是在哪一方面,苗族信仰都强调要对得起宗族的祖先,不要冲犯祖先神。我们可以从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上看到苗族的图腾祖先崇拜意识的投影。     

碎片化的信仰——论民族民间信仰中的“文化化”建构

以民族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丽江地区的东巴信仰展开重点分析,就其所嵌入的现实关系、权力结构和信仰建构进行梳理。认为从传统社会继承出来,经历现代性的冲击,在地方权力、经济精英和信仰精英共存依赖的"民间信仰文化化"建构中,不同群体对信仰资源形成不同的攫取,以信仰、器物和仪式的统一整体出现的民间信仰遭遇肢解,"文化化"的表象背后潜藏信仰碎片化的逻辑。     

“春秋谕祭”与民间“醮仪”——明清佛山北帝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祭祀北帝的国家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仪式隆重,规模壮观,是佛山上层士绅的特权,而民间酬神谢恩的"醮仪"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参与祭祀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与神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给了他们心灵上的慰藉。官祀与私祀,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佛山地方社会的整合。     

南方少数民族节日“交换”现象研究 ——以湘西地区靛房镇为例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宗族村落都有其特定的节日,人们在各自的节日里相互邀请,形成了一种村落间相互"交换"节日的传统。在这类现象中,宗族起到核心作用,它联结着祭祀与婚制。节日将宗族、村落纳入到社会关系网络内。维系节日存在的因素主要包括:宗族组织、宗教信仰及外婚制度。节日系特定群体宗族身份的标识,是维持不同群体间相互边界的基础;节日里的信仰实践从宗族整个村落层面实现了各自内部的整合;外婚制度则是村落间节日交换的基础,节日里村民间的互动既增进了亲戚间的情感,也密切了村落间的关系。     

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

国内外学术界长期致力于士绅阶层,即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研究,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学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角度上,可以将以往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士绅论、乡绅论与地方精英理论.本文分别回顾三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分析与探讨了各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     

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北宋到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礼仪演变 ,讨论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四个阶段 :先是从北宋开始 ,地方官员在本地推行国家的正统祭祀礼仪 ;在这个基础上 ,到南宋时期 ,发展出由理学家提倡的地方性礼仪 ;明初推行里甲制之后 ,与户籍登记结合起来的宗祧法则明显地成为控制田产的主要机制 ;到明代嘉靖间 ,高层官员在理学的影响下 ,确立了家庙祭祀的地位 ,使之与宗族土地控制结合起来。随着家庙成为乡村组织的中心 ,祖先祭祀成了正统化的礼仪 ,地方社会完成了与国家整合的转变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乡绅"、"绅士"、"士绅"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性概念。"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而"绅士"一词在明代主要还是分指"乡绅"与"士人",到晚清已演变为对所有"绅衿"的尊称和泛称。"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中外学者由于受到研究时段、研究视角和理论原则等方面的影响,各自赋予"乡绅"、"绅士"、"士绅"不同的内涵,但总的说来,"士绅"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学术界所采纳。     

神意与民意—明清江南地方宗教中裹挟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地方宗教因为受到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士绅权利不断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而蓬勃发展,虽然发展的过程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管理与束缚,但是地方社会还是充分发挥了其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中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的方面,是一种来自基层社会的自我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凸显;同时,能动也表现在被民众心态影响过的地方宗教对于乡里生活的反作用当中。由此性质而生发的民间信仰对于江南市镇发展、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公众事务处理,甚至是地方政治体系的运行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从胡峄阳传说信仰看祖先神传说在民间的传播演进

祖先神传说是中国民间传说的组成部分之一。清代早期以来,以山东即墨县（含今即墨市,青岛市区和城阳区、崂山区等）为中心波及到胶东半岛以及东北三省的胡峄阳传说与信仰,是祖先神信仰普泛化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胡峄阳传说具有神奇性特征,它是胡峄阳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演进为地方保护神的重要基础。布衣学者胡峄阳由“人”到“神”的演进过程属于底层民众造神的选择,反映了具有神奇性特征的历史人物传说在社会民众中的传播和在信仰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