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王夫之的理欲观及其现代启示

如何看待"理"、"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王夫之从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出发,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所阐述的"理寓于欲中"、"理欲合一"和"天理与人欲均衡发展"等观点,不仅开创了理欲学说的新范畴和新境界,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启迪意义。     

王夫之的理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天理与人欲的思想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王夫之批判并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提出了崭新的理欲观。其主要观点是理欲合一、理寓欲中和导欲于理。王夫之的理欲思想尖锐地批判了佛教、道教和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深刻地阐明了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提出了导欲于理、以理制欲的主张。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     

戴震的人性哲学及其启蒙意义

戴震是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不仅对"宋儒以理杀人"提出控诉,而且通过对理欲关系的重新诠释为宋明理学推崇的天理祛魅,借此解构理学"以理杀人"。具体地说,他从气化流行入手揭示人性的基本内容,强调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在肯定人欲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上,呼吁遂欲达情。作为戴震人性哲学的核心命题,"理者存乎欲者也"对理欲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和价值。     

两种理欲观的对峙--王夫之批判李贽的根源剖析

在理欲观上,李贽主张人欲等同天理,私欲即为公利,认为人的欲望是真、善之物,从而认欲为理;王夫之认为人欲不能等同天理,理欲"同行异情",主张以公私区分理欲,存公欲去私欲,以理统欲,以理节欲.该文分析这种理欲观上的深刻分歧,以及王夫之对李贽的批判,并在二人的学术背景、对佛禅的态度、社会立场以及生活的态度等问题上作进一步剖析.     

张载“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及其意义——以清代初期《正蒙》注为核心的考察

张载的“存天理灭人欲”说,经过二程与朱子的强化,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天理人欲之辨的道德约束对象最初只是儒家士大夫,要求他们不以一己私欲害国家之公益,同时也是儒者的道德自律,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朱子学在南宋成为显学后,理欲之辨转变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出现了一种错位,因此遭到明末清初许多学者的批判,但道德严格主义的理欲观仍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李光地、张伯行、华希闵等在注释张载《正蒙》时,肯定其合理性.当今需要重新认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史意义,并肯定“尊崇理性,反对私欲”的理欲观的积极价值.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修己与治人:戴震理欲观新解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     

关于宋代理学理欲、义利争论的几个问题

从情欲、义利、理欲三方面对理欲、义利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欲、义利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对于以"天理"、"义"即道德为准兼及生存所需的利,他们是肯定的.相反,对违反"天理"、"义"的私欲、私利则是极为否定的.     

新时代的义利理欲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儒家正统派重义轻利、宣扬“存理去欲”，都是错误的；但是见利忘义、纵情肆欲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本文对于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试论丁若镛的天理人欲思想

丁若镛是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他认为朱子的人欲观是消极的,天理、人欲具有二元论价值体系,主张人欲是人所固有的要素,而且是支配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朱子与茶山在天理人欲观点上的不同,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对人性看法上的不同,即朱子主张“性即理”,而丁若镛主张“性嗜好”。     

理本论和心本论之外的第三条进路——《胡宏》析要

:宋代理学发展 ,不应划分为两大派 ,而应划分为三条进路 :程朱的理本论、陆九渊的心本论和胡宏的性本论。胡宏的性本论在逻辑上为第三条进路 ,它避免了理本论和心本论的局限性。胡宏沿着第三条理学进路 ,提出了自己颇具特色的人性论和理欲观。人们往往没有深察胡宏论性的层次性 ,从而误解胡宏的人性论为自然人性论。事实上 ,他坚持的是彻底的性善论。胡宏对“天理人欲同体”中的“欲”和“体” ,有着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理解。他的理欲观 ,并不是对宋代理学的反动 ,而是对其修     

对戴震批评朱熹理欲观的再认识

戴震指责朱熹冥心求理 ,致使理与事、理与欲歧而为二 ,从而使天理扼杀人欲。其实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在理欲观上 ,朱熹的“天理”并没有脱离人之欲望。朱熹与戴震一样 ,都主张以理节欲。戴、朱道德哲学有许多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 ,并非根本对立     

胡安国《春秋传》理欲观研究

胡安国对《春秋》的讲解和发挥有一个鲜明的特色——以天理与人欲的矛盾来解说《春秋》中的是非善恶冲突。他把《春秋》纳入理学的体系,立三纲以存天理,同时把＂攘夷＂提升到伸张天理的高度来认识,让人们在遵循封建礼仪道德的基础上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胡安国《春秋传》中的理欲观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思想,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道德作了理论辩护。     

"公""私"之辨与"理""欲"演变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由理学和心学的纷争引发的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逻辑转变,肇始于群体"公共空间"和个人"私人空间"基础上的"公"私"之辨,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由本质论向存在论的回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天理在人心"的提法虽为"私"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开启了门缝,但也为天理的确认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度",即如何让"理"来引导"欲".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给予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做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层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从价值观变革来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能抹杀;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来说,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康有为对欲望的无限追求有其局限性,人的欲望无限膨胀会破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导致彼此间的紧张和冲突,而化解这种紧张并非靠康氏的“仁”之德性所能解决。     

宋明理学理欲论与精神分析人格结构理论的比较

宋明理学中的理欲论与精神分析的人格结构理论,源自完全迥异的思想体系,却存在着某种契合。将理欲论中的"天理""人欲"思想与"超我""自我"等精神分析中人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探寻宋明理学中的心理学思想,新角度解析东西方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的交融。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顺民之欲富民而治

所谓“人欲”,不外乎饮食男女、穿衣吃饭、生老病死的事,是民众求生存、求发展、求富裕的基本需求,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并非与“天理”不相容。“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作为官吏,无论是讲廉政,还是讲勤政,首先要理解和尊重民众的基本欲望,顺民之欲,富民而治。要“宽以养民,严以治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