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魁教授对汉语方言研究的贡献

李新魁教授对汉语方言研究的贡献：一是对广东闽、粤、客方言的描写研究;二是对上述方言与汉语语音史关系的研究;三是对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李教授治方言学有三个方面的经验：一为点面结合,既博且精;二为“死”“活”结合,相互印证;三为动静结合,着眼发展;四为长短结合,换而不舍。     

客家人“不忘祖宗言”探析

金元时期,北方的女真族和蒙古族相继入主中原,这些游牧民族所带来的阿尔泰语系对中原汉语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使之发生大裂变。客家话所传承的,正是这次大裂变之前的中原正音。以维护汉文化为己任的客家人将中原正音作为“祖宗言”而世代传承,也就传承了中原正音通行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客家人的迁徙方式和文化意识,使客家话与粤、闽等方言以及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在分布上相互掺杂,在使用上相互兼容,形成许多“双方言区”。客家话在分布上的特殊格局,体现了“和而不同”的传统精神。     

汉语方言格局历史演变论略

本文主要讨论了:1.中国古代方言的含义和现代汉语方言的本质;2.秦汉以后中国境内规模人口的多次迁徙浪潮;3.中国语言的分布格局演变以及方言形成类型;4.汉语南方方言的语言年代与百越苗蛮语言底层;5.汉语方言的分区原则和现代汉语的方言分区。基本观点是,肇始于永嘉之乱,大量居民的迁徙致使中原汉语分化为北留汉语和南迁汉语,日益兴起的汉语化进程彻底打破了汉魏以来中国境内的语言分布格局。特别是南迁中原汉语的纵(沿江中原汉语带)横(中原语言南流走廊)T字型语带,奠定了后世汉语方言格局的历史基础。     

闽东方言的形成、发展及对推广普通话的影响

一 闽方言又叫“闽语”、“福佬话”,是汉语方言中内部分歧最大,语音现象最复杂的一个大方言。闽东方言是闽语的一个次方言,主要包括“福州话、福安话、福鼎话”,分布于福州市及宁德地区所属的九个市县。 从历史上说,闽方言是一种远离汉民族共同语的一种汉语方言,由于历史及地域的关系,造成闽文化的多元性和闽方言的复杂性。目前,我们的推普工作虽已近四十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也不能否认方言势力的强大,是造成推普工作还不太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闽东人学习、运用普通话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方言和普通话都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有规则的对应关系。学习普通话,可以利用这些对应规律进行类推。本文将从闽东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及语言的三大要素着手,谈谈闽东人在学习普通话过程中如何克服方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苏南地区河南话的归属问题

苏南地区河南方言岛群中的“河南话”(以句容磨盘话为代表 )是河南南部一种地域方言的“域外”分支。它是一种融合性的方言。无论是它的基础方言河南光山话还是新的融合性的磨盘话 ,都不能简单地以单一标准把它归为中原官话。确定一种方言的归属最好采用综合标准——除了语言各要素的综合标准以外 ,还要充分考虑与之有关的社会历史、当地人的认同、地理环境等因素。结合现代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汉语方言应该成为方言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     

“今天”“今日”类时间词语的方言地理分布与南北文化差异

汉语方言中表示“说话时的这一天”的时间词语可分为“今天”类、“今日”类两大类。“今天”类时间词语分布在北方方言区,“今日”类时间词语分布在南方方言区,这两类时间词语的分布规律体现了南北文化差异。从“今日”“今天”类时间词语的分布来看,汉语方言第一层级的划分应首先作南北划分。     

方言季节类时间词语的共时分布与历时考察

“春、秋、夏、热、冬、腊”分布最为广泛,是汉语古老而基本的时位语素。北京-冀鲁-兰银官话、中原-西南-江淮官话表示四季的语素各自相同,这与它们的形成历史、移民状况密切相关。“暑、寒、冷、凊”可能是古代南方汉语的区域性时位语素。在今方言格局形成之前,季节类词语中“天”对“日”的替换已经完成。今方言中“时位语素+方所成分”一类词语肇始于六朝,随着方所成分不断发展而丰富。       

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

原始汉语最迟形成于夏禹时代 ,原始汉语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原始汉语方言 ;分化和同化是汉语方言最初形成的两种基本方式。方言概念形成于先秦 ,表达方言概念的词语产生于西汉 ,“方言”一词出现于东汉。古代的方言研究按照它本身所形成的阶段性特点可以分为周秦汉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至民初四个时期。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开始于 2 0世纪上半叶 ,罗常培的《汉语方音研究小史》是该学科草创的标志。汉语方言学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还很薄弱 ,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汉语言文字学各分支学科的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

1 总说元朝周德清的名著《中原音韵》是近代汉语北方话的代表。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系统为标准音,普通话形成的方言基础是北方话,普通话形成的历史基础是近代汉语。代表近代汉语北方话的著名韵书《中原音韵》无疑是研究普通话语音形成的重要材料。     

与客家始迁祖不同的徽州中原移民

闽、粤、赣的客家始迁祖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都是中原移民,但是二者的社会地位、政治状况和文化发展有很大不同。客家的始迁祖是中原的“给客”、“客户”或“佣客”,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共处,形成“主”“客”并立的政治局面;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当地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客家的方言、民俗和文化,形成二元或多元的文化格局。与客家的始迁祖不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是“中原衣冠”,他们征服并同化了当地的山越人,由“客”变“主”,使徽州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山越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统一的徽州文化。文章重点阐述了徽州中原移民发展的历史特点。     

汉语西北方言语音演变的历史研究概述

汉语西北方言,指陕、甘、宁、新、青5省的官话方言。西北方言以一致性强著称,它是如何形成的,至今没有一个系统的结论。如何建立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和现代西北各地方言的联系,一直是没有完全解决的课题。我们从西北方言历史音韵学研究的材料和方法入手,按照时间顺序检讨了唐以后西北汉语方言语音的研究概况和主要成果,对今天西北汉语方言的来源和形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明清时期的西北汉语方言已经属于官话。     

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词汇比较

1 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属于现代汉语方言北方方言区。根据《方言》1986年第3期《新疆汉语方言的分区(稿)》一文的意见,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属于北方方言区的中原官话,乌鲁木齐汉民汉语属于北方方言区的兰银官话。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的词汇根源于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受影响于维吾尔语和其他汉语方言。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和汉民汉语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大同小异,它们彼此之间更是同多异少。和普通话比较,乌鲁木齐的这两支     

客赣方言史简论

据考古资料分析 ,江西的居民历史十分悠久。客赣方言的原始形式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汉代为古客赣语时期 ,它属于扬雄《方言》所说的“南楚方言”。南朝时的江西话被称为“语” ,既有别于当时的“正音”或“通语” ,也不同于两湖的“伧语”。唐代的赣方言已与今天相近 ,并于唐末五代开始 ,随移民向湘东、鄂东南、皖南、闽西北扩散。客家话应与赣方言同源。明末清初随移民从赣、闽、粤之交扩散到湘、桂、川、浙及港台诸省与地区     

关于方言里的“新妇、外后日”

一、新妇李荣先生在《谈谈方言研究》(见《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第2期)一文中曾举例说明南方二十八处方言称“新娘子、儿媳妇”为“新妇”,这二十八处方言都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吴、粤、闽方言区。据此,李先生说“北方说‘媳妇’不说‘新妇’。”李如龙先生在《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见《语文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中说:“中古时     

汉语方言现象的生态语言学诠释

在生态语言学理念的观照下,汉语方言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原始中原汉语在迁徙中,被当地语言生态环境化的产物;汉语方言的现代演变即强势方言化和普通话化既是语言生态系统内构成要素的优胜劣汰,又是内部各种有机体——语言之间的竞争和协调;而汉语方言濒临灭绝的趋势则同生物界的物种消失导致生态失衡一样,也会导致语言生态的严重破坏。     

贵州松桃方言词汇及语用特征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地处川、黔、湘三省交界处，该地区的方言（不包括苗语）是西南次方言的一支，由于受历史、地理等条件的影响而相当复杂。本文将从词源、构词、词义和词汇的运用等四方面对松桃方言的词汇进行考察和分析，以便归纳出一些特点和规律，让人们了解其词汇及语用特征。从词源的角度看，松桃方言的词汇可以从古词及早期白话词汇、对当地风物称谓的词和来历不明的词等三个方面来考察。（一）古词及早期白话词汇据《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记载，松桃方言区的汉人是历史上或因“征苗”或因“避乱”或因“为商”而陆续从中原迁徙…     

近代汉语准前缀“是”的方言属性

《祖堂集》中大量出现的人称代词准前缀“是”,在此后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白话文献中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历时链条,直至今天的吴语中仍有所保留。因此近代汉语准前缀“是”属南方方言成分,可应用于鉴别近代汉语白话文献的方言基础。     

四川方言"起"、"展"与词汇史研究

四川方言词“起”、“展”保存了不少古代的用法 ,描写它们在今天四川方言中的意义 ,同时与中古时期的意义进行比较 ,可以为研究它们在中古时期的意义和用法提供有力的佐证。汉语方言研究 ,可以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类似于“活”的材料。     

新疆汉语方言的中原文化之根

操新疆汉语方言的群体是古今中原汉族移民及其后代;新疆汉语方言的词汇、地名、庙宇名称、店铺字号以及民间口头文学中都反映出中原文化的深厚积淀及其辐射地域的辽阔和传播范围的广泛,它的根基是中原文化。     

清中叶北方方言的予词句演变研究

《红楼梦》、《歧路灯》和《儒林外史》分别是清中叶北京话、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典范著作,三部书中予词“给”和“与”的分布、替换反映了当时北方方言予词句的使用情况及演变轨迹。近代汉语北方方言中“给”对“与”的替换从北京经中原向江淮推移;予词各种用法的替换不是同步进行的;《红楼梦》具有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语言特征,《歧路灯》和《儒林外史》仍属近代汉语的范畴。把共时异方言的特征词结合句式相比较的方法,可应用于语料甄别、版本鉴定、常用词替换、方言词汇语法语音的比较等领域,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种操作性很强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