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政治哲学及其人性基础

休谟从自我利益的角度论证了所谓政治正义的形成过程。他认为政治的自然义务并不产生于许诺 ,而是产生于协议 ,协议就是共同利益感。这种观点使休谟的政治哲学区别于社会契约论。休谟认为政治的道德义务产生于正义道德感 ,而正义道德感又以同情原则为基础。这种观点使休谟的政治哲学区别于功利主义。休谟实际上试图表明人类的共同利益感和正义道德感的进展对人类政治社会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休谟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政治哲学在当代西方仍具有深刻的影响     

论休谟的正义理论

休谟的正义理论体现了理性和情感的张力,他区分了正义规则的建立和正义感的愉悦来源,前者依靠的是理性,后者依靠的是同情。休谟主张正义是理性和情感的结合,但情感是决定力量,理性只是情感的奴隶。这种以情感为主以理性为辅的结合观没有给理性和情感恰当的定位,因此避免不了道德失范的缺陷。     

德性伦理的启蒙话语——休谟德性理论探析

休谟在其德性理论中贯彻经验论,批判理性主义伦理学,推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情感论传统。他认为以同情为源泉的道德感是德性区别的根据,功利是德性价值的来源,进而提出了他的德目体系和归类标准。休谟以自然情感和理性的关系为基本线索,提出的具有进化论特征的德性伦理学,秉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现代德性理论的新范式,对审视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伦理学的局限性和西方伦理学的未来走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休谟对理性主义道德论的反驳和情感主义道德论的建立

以经验主义的立场作为出发点和指导原则,休谟反对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理性主义观点,通过详细的论述系统的提出了自己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休谟对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进行了区分,说明道德判断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他从对理性的批判开始建立自身的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以道德感和同情学说为辅助的道德哲学体系。休谟的同情说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它确立了社会共同的道德评价标准,说明了道德的社会性特点。     

论休谟"特殊的道德感"

休谟认为道德的区分不是来自于理性,而是来自于我们的情感,也即"道德感".道德感是一种"特殊的快乐与痛苦",特殊的道德感是休谟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休谟并未对这一概念给予清晰的论述,学界也对此鲜有分析和讨论.因此,这一概念的分析和讨论对于准确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哈奇森、休谟、边沁与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

休谟在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情感主义的道德观点:道德的基础在于"情感",而道德判定的标准在于行为和品格所引起的"愉悦性"和"效用性"。这一观点为后来以边沁为代表的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直接性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休谟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过渡意义。但不同于功利主义者在目的—效用意义上对"功利"概念的运用,休谟的"效用"概念仅限于手段意义。休谟促成了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但他并未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     

休谟行为理论初探

休谟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人类的行为:从必然性与自由的关系探讨了人类行为发生的性质问题;从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探讨了人类行为发生的动因问题;从道德感与理性的关系探讨了人类行为道德评价的依据问题。休谟的行为理论是人们探索人类行为之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理论环节。     

休谟的道德感理论刍议

大卫.休谟以人性为出发点,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伦理视角对道德感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道德的区别不是由理性得来的,而是由道德感得来的。道德感是一种特殊的苦乐感觉,又是以此为基础对某种行为或性格进行责备或赞许的一种情感反应。特别是休谟在对道德区别的重释中,提出的"是"与"应该"的理论,对道德感的本质与起源的论述中,关于道德感与利益、利己与利公、自私与同情的关系等方面独特的伦理见解和理论主张,这些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道德感理论,而且推动了其后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人性论》看休谟的“非理性”道德哲学

休谟哲学向来以"怀疑主义"著称于世,他在对道德标准的认识上也充满了怀疑的精神。作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休谟反对将理性奉为圭臬,以致于忽略了情感因素的做法。休谟的伦理学具有鲜明的"非理性"色彩,他始终强调情感与感觉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认为理性与道德的关系并不像理性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紧密。本文将通过分析对休谟在《人性论》中对道德问题的论述,尝试探究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道德观。     

“自然的德”抑或“人为的德”——从休谟的正义性质说谈起

休谟把一切德区分为“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着重考察了“自然的德”与“人为的德”的发生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关联。在休谟看来,无论是“自然的德”还是“人为的德”,对于人或社会都有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快乐或利益,而正义作为一种“人为的德”,对社会无益是有益的,人们也正是出于这种利益的考虑才建立起正义法则,公共利益是正义的唯一源泉。休谟通过“自然之德”与“人为之德”的比较来阐释他的正义思想,进而确立了正义观在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设准与呈现：康德与牟宗三关于道德之认识

道德之于人类实践的意义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牟宗三的观点与康德哲学多有共同之处,都认为道德是人之所以成,道德是无条件的自律性、普遍性行为。二者不同在于：康德否认人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认为道德是意志对理性的无条件服从,这种服从的前提是人有意志自由,但这只能是一个设准;牟先生则认为人不仅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并随时呈现,同时这种意志也是一种智的直觉,对无限的本体的直觉,是人绝对而无限的性体,是万物的生生之源。牟宗三将他与康德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对人是否可以既有限而无限这一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背后的根源则在于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传统。     

来自麦金太尔的道德尺度

当代世界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指出,现代社会处于传统德性伦理之后,其基本特征就是道德纷乱,这种纷乱的根源就是五花八门的道德概念和理论之间的不可公度性。为了扫清这种纷乱,他提出新的美德概念:美德就是在有益于整个历史传统和整个人生基础上对各种实践的内在利益的追求。这就是评判我们言行是非曲直的道德尺度。     

朱熹德性之学的“和谐”指向

伦理思想研究中常从"品质"维度来诠释德性的价值,朱熹德性之学超越传统德性"品质"论,把德性价值指向为"和谐".在德性生发上,朱熹认为"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德性表征为预定的"和谐"性;在德性内容上,朱熹以"生意"释"仁"德,德性内容具有和谐本质;在德性成就上,朱熹认为通过"理一分殊"和"格物穷理"可以达致"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和谐境界;在德性的践行上,朱熹以"明德者,……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指出"仁"德施及万物才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谐秩序才能建立,凸显了德性实践品性的和谐指向.     

达尔文的道德进化论——达尔文思想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道德进化论是达尔文广义进化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就是良心进化论,其中包括了道德行为进化论、道德规范(命令)进化论和德性或美德进化论。达尔文是西方进化伦理学的真正奠基人,他在对人类道德现象进行描述和说明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念,阐明了自己的道德原则和标准。     

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     

试论早期儒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

早期儒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是从“性”开始的,通过“性”他们得以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界定,以此为他们各自的理论学说服务。早期儒家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包括感官之欲和情。同时还认为道德构成了人的本质,用道德因素制约人的先天属性,才能使人性由物性状态升华到人性状态。早期儒家既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具有客观必然性,也看到了它潜在的危险性,认为对人的自然属性要进行以节欲、养性和修心为内容的调控,才能稳固人伦秩序和向理想的人格飞跃。     

伊格尔顿的“文学与道德”观

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思想,认为文学运用仪式、表演、修辞、话语等多种手段,建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一方面在言语行为中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最高的善,另一方面通过读者不断体味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言语行为,对社会产生道德效应,修复人类生存处境。因此,文学成为了在言语行为中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事件,而道德性是构成文学共相的主要特征。文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应对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策略,道德意义在此具有关键作用。伊格尔顿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怜悯”与“恐惧”的悲剧观念,但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德性,认为应该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揭示德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呈现,具有互惠性。基于此,伊格尔顿运用精神分析学说阐述了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悲剧的伦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