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近年来“乡村精英”逐渐成为“三农”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学者分别从政治与行政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进行探讨,或作整体考察,或作分散研究,或作理论阐释,或作实践调查。在乡村精英的概念与分类、角色与地位、权力结构、形成、流动以及“超级村庄”的社区精英等方面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讨论。但乡村精英的分类不尽合理,研究视角单一,缺乏跨学科研究的成果,缺少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之间关系的深层次考察。有必要从宏观视角思考乡村精英群体与乡村治理过程的深层次关联,通过研究后税费时代背景下乡村精英的行为模式,深入分析乡村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从而凸显乡村精英研究的时代价值。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转型期村庄权力诸因素分析

在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推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最显著特征是非治理精英权力的突显。非治理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村庄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也为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此外,村庄权力的价值目标是一种以经济动机为主,渗透着社会动机的目的导向。     

资源、策略与社会资本再生产——以湖南大新村经济精英研究为中心

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关注农村社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精英地位的扩张策略,分析经济精英在地位的扩张中所采用的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以及与村庄权力结构变迁的关联。本文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就乡村经济精英基于社会关系的扩展策略、经济资本的转换策略,基于权力的转换策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村庄精英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华中地区L村为例

村庄精英是一群内生于农村社区共同体内的不同资本拥有者,他们以社会环境为背景,以个人能力和条件为支撑,以农村的自然和人文空间为表演舞台,在村庄权力互动结构中居于承上(国家)启下(村民)的中介地位,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结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的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村庄精英在农村的权力结构功能的发挥.通过实地考察湖南省岳阳市L村中的村庄精英在丧礼仪式中的具体运作和所开展的工作,来探讨他们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及功能,以便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     

从吸纳到求援：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通过对征地前后村庄政治的考察,发现随着村级组织掌握资源形态发生变化,村庄政治运作实现从吸纳向求援的转型。征地之前,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通过多种手段吸纳村庄内部各种力量尤其是反对派从而实现村庄政治格局的动态平衡,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反对派三元均衡的样态。征地之后,集体经济消失,村级治权弱化,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村级组织开始向基层政府和村庄外出精英求援,村庄其他势力的话语空间减缩,村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一元独大的形态。而在一元权力格局之下,村级组织逐渐悬浮,村庄治理陷入困境。     

规则与资源的重构：村庄记忆变迁中精英行动策略的社会学解读

乡村精英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村治制度的切入点,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对乡村精英的探讨也越来越成为政治学或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讨论的重点和热点话题。以村庄记忆为参照物,探讨乡村精英在村庄记忆这一现代化产物的变迁中行动的策略问题,以精英的行动策略为对象分析和反思中国社会转型的后果是如何在农村社会中得到反映和体现的。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苏南乡村精英迁居城市的原因及其对原居村庄的影响

乡村社会中精英群体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对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已有的很多研究都是把乡村精英固定在乡村社会当中进行研究,而忽视了精英的流动现象。本研究即是以苏南地区普遍出现的乡村精英迁居城市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导致乡村精英离村进城的原因和由此带来的对他们原居村庄的各方面的影响,以期加深我们对于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丰富乡村社会精英研究的内容。     

论村民自治导向下乡村精英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法定模式,致力于让村民通过政治实践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目标。由于我国乡村民主化发展程度有限,促使精英治理成为乡村自治过程中的必然。村民自治导向下的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精英治理自身存在不足以及乡村各方面发展程度有限,使得乡村精英在引导村民走自治化道路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境,这些困境相对限制了村民自治向更高水平的过渡。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精英治理自身的完善以及带领村民向民主化治理方向迈进是摆脱乡村精英治理困境,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路径。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嬗变与政策重构

财物贿选,宗族势力影响,黑恶势力滋长,“半拉子”民主选举渗杂农村民主选举过程,致使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嬗变,给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基层反腐倡廉工作、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当地健康乡风民风的形成带来极大危害。提出重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政策,针对农村基层不同的具体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新生代”村干部选拔机制,从大中专学生、乡村经济精英、下派干部、技术骨干中选拔村干部,从源头上预防村干部腐败,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教育视野下的乡村社会：以山东乡村小学的创办为中心（1928-1937）

20世纪初,乡村小学作为新事物在山东乡村中开始建立。与传统社会不同,这一时期,它的创办者由传统乡绅转变成乡村中的富商、军人、议员等新型阶层。这提示了这一时期乡村中社会阶层的变化,以及乡村中的“权势转移”。乡村小学的创办过程,并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政策——乡村进行实施这么简单。在它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创办人对学校带来的地位的渴望、乡村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纠葛,提示了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把乡村小学作为一个窗口,不仅可以窥探到当时乡村社会的若干动向,还有助于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乡村社会的变迁,发现以往历史研究中被忽视掉的“细节”,从而展示出一个和以往认识不一样的乡村社会。     

安徽江北地区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利用政府行政力量为主的土地流转模式。农户自身对市场化土地流转认知薄弱,深厚的念土情结,使得农户自发推动土地流转难以实现,从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流转过程中村两委对农村、农地、农户较为熟悉,对国家农村政策和农地流转政策较一般农户也较为了解,在政府主导的农地过程中"村两委"是连接转入方和转出方的纽带,应发挥积极作用。农地流转必须以农户的利益为根本,以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切实解决农户失地后的再就业为基点,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     

论乡村精英与乡风文明建设——从权威与秩序的视角

在乡村社会,乡村精英对乡村秩序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新农村乡风文明的建设要重视现代乡村精英的培育。文章阐述了乡村精英对传统秩序的影响,以及新时代乡村精英的类型和作用。同时,文章分析了乡村精英缺失的原因,提出了现阶段培育乡村精英的对策。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逻辑的调查与思考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行动选择受到村庄权力结构、村庄类型,特别是乡土精英的深刻影响,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和普通农民三层次主体的行为互动是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形式;观念、利益、理性是农民行动的内在逻辑,农民从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的转变及农民自身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前景;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发展观是对新农村建设之路进行的有益探索。     

能人治村的绩效与限度探讨——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个案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农村能人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框架下,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以及在执政过程中的行为限度。     

农村女性参政缺失的新制度政治学分析

从新制度政治学＂制度-行动者＂互动关系的视角分析认为,村民自治中女性参与缺失的根源在于观念与利益的交织下正式制度正反馈机制的强化和传统性别价值观的历史惰性力导致农村女性参与村民自治的相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变迁充满路径依赖的特性。应加强对各级政治精英的社会性别理论培训,积极制定与实施确保女性平等参与的各项政策,努力塑造具有平等性别价值观的乡村民众,在制度与人的良性互动中,稳步推进影响农村女性参与村民自治的相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路径依赖走向根本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

人际关联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结构决定着人际关联模式。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决定了血缘和地缘是人们最为主要的社会关联。近代以降,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打破了村落的封闭性,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村庄内部不断分化,宗族和村政日益丧失强有力的聚合作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使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组织之间关系具有行政化色彩。改革开放后,乡村受行政权约束减弱,农户之间以“庇护关系和原子化”为基础。未来农村职业分化日趋明显,出现不同的利益阶层,乡村人际关联呈现先赋性与契约性的特征。乡村社会结构的制度建设的路径是加强公权力约束机制和民生保障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