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当今民俗学的学科追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是相通的,民俗学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检视民俗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当前的保护工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通过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去,民俗学一方面看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的民俗学有许多可以拓展的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新探索——评黄永林、肖远平《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大和理论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应运而生.适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黄永林、肖远平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近期已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教程在努力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学科、深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理论、大力推介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实践、积极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方法等方面形成特色,成为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之路的力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借鉴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藏的国际实践

随着国际博物馆协会采纳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相关规定,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联系更为密切.对于如何敦促博物馆从单纯的"静态保护"变为科学的"动态利用",以及如何在"动态利用"中禁止博物馆对其馆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法利用,并最终制订最佳的博物馆馆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导原则,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答案.由此,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藏的国际实践,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做法,以期在满足博物馆馆藏效益和合理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利益之间达到平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目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均存在分歧,而合理界定其内涵和范围,对于中国将来制定相关立法具有积极意义。以国际公约和国家、地方有关规定为基础,通过比较分析,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被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等具有社会进步性的活态文化遗产。其范围包括:(1)民间文学艺术;(2)民间传统知识及实践;(3)文化空间;(4)其他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力求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科化思考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持续已近十年了,在学者的广泛参与下,它已从政治层面转向了学术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传统学科的发展革新和学者的安身立命等需求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化,即依据传统学科体系的视阈分层、对象分化和条件分用的规律和原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类型为学科骨架和形象,以代际传承的精神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建立独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文章在分析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肯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成绩,详细剖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非物质遗产被不正当商品化、非物质文化载体被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管理欠缺、传承出现断脉、民众意识薄弱、保护教育匮乏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态、保护物质载体、健全保护信息系统、保护传承人及文化空间、提高民众保护意识、开展保护教育及进行旅游开发等一些策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教育人类学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制研究——以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例

人类学是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研究所依托的主要学科之一,不同文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理念和方式是不同的。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价值的日益增加,河南作为文化资源大省,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近年来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面临一些困境,存在着传统的民间艺人渐渐消失、传承人的年龄偏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缺乏法制保障、传承人缺乏自觉意识等诸多问题。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教育、人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在教育人类学的文化传承视域下,应发挥地方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基础教育的校本课程之中,借助现代教育唤醒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自觉意识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关系研究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更好地开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的文化属性及潜在的经济价值两个层面具体解析,认为"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自然蕴涵着和谐共生、内在一致的关系,这一理论认识是实践中有效"开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模式探索——基于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作为一种新的保护理念,发展时间较短,目前正处于不断研究和探索过程中。山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将该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作为调查对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的探索和研究具有重要的代表性。通过对山西省17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发展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提出"1+X"的发展模式,不仅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且对于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协调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知识产权视角下女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完善路径

女书是湖南省永州市发现的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女性文字.它不单单为江永地带乃至湖湘文化增添了一抹色彩,也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对于研究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都拥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商业时代的到来,女书传人的离世,都使女书的传承与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女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关注点,在剖析女书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有益方式,提出适合女书发展现状并能促进女书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版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性与法律的滞后性矛盾十分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传承性、区域性和变异性的特点,由此带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现在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行政法保护模式和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两种,我国已有行政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规制,为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进行版权保护。     

刍议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识和文化基因。面对现代文明的挑战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实施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性选择。我们必须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产业化的意义、依据、原则和路径,努力适应我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刍议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识和文化基因。面对现代文明的挑战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实施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性选择。我们必须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产业化的意义、依据、原则和路径,努力适应我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再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对性

构建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或文化遗产学）理论及理论体系,有许多基础性工作需要先行奠定和完成,尤其是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及其性质等需要明确。从文化遗产的相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决定其相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或外延的相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相对性等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和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对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

21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学术名词。它的出现为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影响并重构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形成了三股力量,地方政府通过文化展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源,重构地域文化记忆;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非遗保护,他们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追求文化记忆保护的完整性与文化本真性,另外由于理论知识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不对接,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与实践者,他们因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传承人是地方文化记忆传承的灵魂人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改变了文化身份,对地域文化建设会有一定影响,但地方知识话语很难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特殊性,希望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观照到不同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参见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自21世纪始进入中文视野,2004年在辽宁地区重新引起社会重视,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消失。虽然保护和抢救的时机稍纵即逝,但是开发利用却可以长久地进行,其中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应注意民间文化遗产有形和无形的结合,开发和保护并重;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管理,同时合理引入旅游市场机制,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分析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消失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