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希真体"

朱敦儒的词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世人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体".他的这种词风是通过苏轼这个中介,以白居易闲适诗的诗歌精神为旨归而形成的一种似苏更似白的词体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在南渡以后许多词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尤以朱敦儒最具代表,究其原因是诗化与隐逸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南渡词人朱敦儒悲剧心理及其艺术表征

朱敦儒作为著名的南渡词人,其创作以“靖康之变”为时间断限,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前期之词清新俊爽,而后期之作则沉郁曲折。即便晚年为后人所称道的隐逸词也是在故作放旷的掩映下透露出悒郁难言的哀思。与人生经历相对应,其心路历程的曲线走向呈现出先扬后抑,春风得意的早年与郁郁而终的晚年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一代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层面,与之相偕应,艺术上也表现出来了这种内心世界与精神层面。     

“小词”与“词小”辨析

＂小词＂与＂词小＂不属同一范畴。＂小词＂属形式美学范畴,＂词小＂属道德美学范畴。＂小词＂依词体短小而生出,注重的是形式,成为词体文学的专有名词,极少含有贬意;＂词小＂由词的内容而论,注重的是伦理道德,是时人对词体文学蔑视的表现。二者各有侧重,不能混为一谈。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     

论朱敦儒词中自我形象的嬗变

宋代词人朱敦儒在作品中展现了完整的人生 ,其词中的自我形象经历了风流疏狂才子、忧患之士再到闲适隐士的嬗变。这种变化与时代因素和词人自身因素都有关系     

从效体角度探究“希真体”之内涵

朱敦儒以词著称,其词风对南宋及后世作家有较大影响,被誉为"樵歌体"或"希真体"。其中"希真体"的内涵既相对确定,又经后人效体中逐步选择、逐步确认。宋室南渡的国家剧变与麋鹿之性的生命本色是构成"希真体"内涵的两大支点;家国之悲、身世之慨及晚年隐居时期的旷达闲适是"希真体"的构成内容;清隽谐婉,以口语、俗语入词是"希真体"的语言风格。     

朱敦儒简谱

朱敦儒,字希真。一作希直·误。 《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文苑》七(以下简称《本传》、周必大《二老堂诗话》、郑椿《画继》卷三均曰:“朱敦儒,字希真。”《词综》卷十二。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则曰:“朱敦儒,字希真,一作希直。”按“希直”之说源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六《经籍》七十二:“《樵歌》一卷,陈氏曰朱敦儒希直撰。”查陈氏《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岩壑老人诗文一卷,左朝请大夫洛阳朱敦儒希真撰。”乃知马氏转引有误。“真”“直”二字,笔划相近,辗转引田,难免混淆     

“人”、“人民”及“人民之国”——浅析“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尽管＂个人主义＂一词发源于西方,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从没有消失过对＂个人＂崇拜,只是这种＂个人＂是完全不同西方的＂中国式个人主义＂,是把＂家＂、＂家族＂、＂宗族＂等特殊群体作为价值对象的,而忽视了＂个人主义＂所拥有的＂公共精神＂。     

论朱敦儒的晚期隐逸词

朱敦儒是以隐逸词人“世外希真”扬名于世的①。一部《樵歌》正为其隐逸风致写照。朱敦儒先后曾有过两次隐居生活,南渡前隐于洛川,致仕后隐于嘉禾。与此相适应,他的隐逸词也可以分作早期隐逸词和晚期隐逸词。不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讲,他的晚期作品都大大超过他的早期作品。本文试对他的晚期隐逸词作一论述。     

词的兴起与成熟

本文从词的源头着眼,梳理出词这种文学样式兴起的脉络,紧接着结合作品从＂乐人词＂、＂诗人词＂、＂词人词＂三个发展阶段来阐述词这种文学样式成熟的过程,从而对词这种特定的抒情文学样式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及其诗歌创作——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中心

刘白诗人群的唱和活动从大和三年（829年）起至会昌六年（846年），历经19年之久。创作活动可以以刘白唱和诗的四次结集为主线进行研究考查，此期作品已不见早期兼济天下、关注民生、针砭时弊的社会责任感，而是处处可见的对当下苟安现状的满足，是对物质生活的享乐及追求，作品中充斥着“纵酒”、“醉舞”、“狂歌”、“追呼”、“大笑”、“谑浪”等字眼，已失去了唐诗阔达明朗、玲珑蕴藉之美，这一现象为宋诗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变革的依据和范例。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联圣”钟云舫《振振堂诗稿》艺术风格论

《振振堂诗稿》的艺术成就,其七言古风大有李太白遗风;七言律诗饱含杜少陵、李商隐余韵;钟云舫的“新乐府”诗焕发出白居易的风采;其“无题”诗与李商隐“无题”一脉承传;钟云舫七言绝句有李白七绝的韵味;七绝“咏史”与杜牧七绝“咏史”神似.钟云舫一人而兼唐诗几大巨擘绝技.另外钟云舫诗歌长于抒情,善用比兴,又远宗“诗骚”,熔《诗经》的写实与《楚辞》的浪漫于一炉.钟云舫诗歌还长于铺叙,爱用典故,杂糅先秦两汉散文大师笔法,从而形成钟云舫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钟云舫还不愧为内地“诗界革命”的先驱,为旧体诗的通俗化、白话化、大众化,努力创出一条新路.     

论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宋人注宋诗中的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是现存最早的陈与义别集传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该本还是现存诗歌注释中最早使用"笺注"这一名称的著作,对诗歌注释名目的扩展亦有贡献。胡穉采用"知人论世"的解释方法,将陈与义诗编年,并撰有《简斋年谱》,在此基础上考证创作背景与时事今典,从而解释诗意。胡穉还准确地引出陈与义诗中的典故出处,重点探讨陈与义对杜甫、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总结了陈与义的诗法渊源。     

黄裳词学观及其词的创作特色

北宋词人黄裳认为,诗词同源,词也是诗,都应遵循儒家诗教所规定的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肯定柳永词反映太平盛世的写实意义。黄氏所存词取材涉及咏物、写景、闲适、节序、咏怀等十类,但无艳情、闺情作品。由于黄氏虽尊奉儒教,又兼好老、释,故其词风清雅、坚劲。在北宋中后期,黄裳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词论家和词作者。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唐代论诗诗的诗学价值及其意义散论

唐代论诗诗承前代发展而趋成熟。杜甫组诗《戏为六绝句》,开创了论诗绝句组诗体的先河,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由此确定而盛行于世。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继承与发扬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反映现实的精神,直接以诗来发表对当时诗歌创作实际的观点、立场和主张。其思想倾向与艺术手法,或褒或贬,或破或立,或扬或弃,及时有效地引领唐代诗歌创作步入光耀风骚传统而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从而使唐代论诗诗呈现出一种承传风骚、反映时政的现实主义诗学精神,这对后世反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起到了典范作用。杜甫论诗绝句的组诗样式,开启了后世论诗绝句组诗体的不二法门。     

苏东坡眼中的白乐天——以徐州为中心

苏轼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苏之于白,由钦慕、效仿而至于并称,堪称两位伟大文人之间的跨代对话。那么,这一倾向是在哪里奠基的呢?笔者认为,是在徐州时期。谨以徐州为中心,梳理和分析苏轼眼中的前代诗豪白居易。从“乐天知命我无忧”,可见白居易诗歌对徐州太守苏轼的影响痕迹。从“我是朱陈旧使君”,可见苏轼对白居易致敬的别样形式,从“燕子楼空三百秋”,可见苏轼已经将对前贤白居易的理解,与自身、眼下和未来无痕有机地衔接起来,因此,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的苏轼,不愧是白居易接受史上十分典型和优秀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