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行为方式日趋激烈,后果严重、组织更为严密,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参与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利益结构分化,利益冲突不断、政策保障不足,农民合法权益受侵、基层政府职能弱化,公共服务缺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机制欠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因此必须要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完善农民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来加以解决,确保和谐社会的建设。     

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及预防处置策略

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呈多发趋势,究其源头有社会原因、制度原因,也有当事人法治意识淡漠的主观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办事拖沓,不作为,致使一些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由小事情演变成群体性大事件。虽然其呈现多发性态势,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向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转变趋势,但它不是要推翻党和政府,而是迫使政府满足自身诉求,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从源头上预防和处置,构建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畅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建设透明公正的基层民主制度,加强农民法律意识教育与养成,完善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化解制度,强化重大事件源头预防、预警、预控,才能杜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及时处置。     

农村群体性事件成因再探讨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已成为阻碍我国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问题.转型期农民政治参与需求急剧增长与当前制度化参与途径短缺同时并存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一些基层官员的寻租行为、政策失误及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农民制度化参与意识薄弱和参与能力不足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社会基础,不良社会群体与组织的影响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催化剂.     

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与构建和谐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必须有效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多元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提高基层官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重大决策论证机制,完善基层官员负责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社会认同,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政治参与能力,最终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纳入制度化体系。     

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     

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缺失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又是直接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制度因素。因此,回归农民的公民身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宪政思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首先从宪法语境分析农民的含义及其宪法地位,其次分析我国农民在结社自由权、村民自治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等权利缺失的状况,最后剖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在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得出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渠道是尊重宪法还权于民的结论。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农村灰黑势力及其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安定和谐的.但灰黑势力在某些农村局部地区呈现一种非正常发展态势,成为许多农村群体事件的幕后推手.灰黑势力以其利益排他性、对抗性的亚文化;对农村公共利益的觊觎;组织载体性;暴力化的利益诉求手段和直接参与等深刻影响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增加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复杂程度和处置难度.惟有消弭农村灰黑势力的物质与社会条件,打击灰黑势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提高基层组织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才能遏制灰黑势力的扩张,维护农村政治稳定.     

新时期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状况研究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不断消长的过程,也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作为中国社会构成主体的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新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大致呈现出了参政态度的冷热与参与能力高低并存、制度化参与与非制度化参与并存、参政主体的不平衡与利益取向多样化并存的特点,结合当前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走有序化政治参与道路的对策,即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提高农民参政能力;积极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增强农民利益表达能力。     

马克思主义的农民政治参与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经济利益是农民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因、文化素质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前提、基层自治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形式、制度建设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保障,是马克思主义农民政治参与思想的主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农民政治参与思想,推进当前农民规范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应关切农民的经济利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规范农村的基层自治、完善国家的制度建设。     

当代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现象的成因及化解路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提高。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治理过程中依旧存在着政治冷漠现象,大大阻碍了当前我国农村的政治发展。在农民自治过程中消极地行使选举的权利、以敷衍态度参加村务民主管理和决策、对村干部的制约出现监督缺位、对自身政治参与权利的损害抱着无所谓态度等政治冷漠现象依然存在。然则政治参与民主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村庄利益驱动力太弱、农民个体素质不高、农民非理性政治参与造成农村治理过程中政治冷漠现象的发生。积极推进农民政治参与民主机制的完善、强化村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推进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建设、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文化建设和培养农民素质,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化解政治冷漠现象,进一步地为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和农民中国梦的建设创造有效助推力。     

国家与农民:新农保推行的“过程互动模型”

以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为学术起点,基于国家与农民的视角提出新农保推行的“过程互动模型”,明确其层面、阶段和研究单位,尝试构建一个新农保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观察和分析当下中国乡村正在推行的新农保及其背后蕴藏的国家一农民关系的新变化。研究发现,在新农保的政策制定中,农民的部分权益牺牲在中央-地方的博弈之中。农民的行为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缺少独立性,但理性化趋势明显。新农保推行过程中国家-农民间的互动彼此形塑,一方面是政府向服务型转型,另一方面是农民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制度创新——以路径依赖理论为视角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农民政治参与受历史背景、初始制度选择、思想观念、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在参政权利、参政范围、参政渠道、参政制度等方面皆存在路径依赖,其发展明显滞后。推动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举措是突破路径依赖,进行制度创新。即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建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拓展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从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

解放初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体现了上层的国家主张和下层农民实践的相互博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划乡建政、民主建政及土地改革运动构建了乡村基层政权,是为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起点;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由最初的自愿被不断强化的社会动员和强制所取代,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建构也发生了由村民作主向政党代民作主的转向;“大跃进”中催生的人民公社标志着高度集中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步步地将外在于政治的广大农民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对乡村社会真正而有效的控制.     

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     

“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及当代启示

“吴满有方向”是学习吴满有运动中的口号和目标，即经济上是要努力成为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政治上成为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吴满有方向”不仅是一场农业领域的学习劳模运动，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文化视角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探索。边区党和政府关于充分发挥劳动效能、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村“冒尖户”、普及农业科学知识等体现“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理念不谋而合，对当前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的致富也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