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格局演变及障碍因子识别

成渝城市群作为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经济增长极，提升其城市韧性水平对带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关于“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研究，在研究深度上仍停留在韧性评价、时空特征分析上，对城市韧性的障碍因子的分析较少；从研究区域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群，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缺乏对西部城市群城市韧性的针对性研究；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已有研究主要涉及经济、生态、社会、基础设施、制度等维度，对“人”这一承灾体在城市韧性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够重视，作为城市的承灾体——人的因素没有被纳入城市韧性研究中。人既是致灾因子，也是承灾体，人口要素对城市韧性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文章基于“经济—社会—生态—基建—人口”五维评估框架选取26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2010—2019年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对其障碍因子进行诊断和识别。研究结果显示：从时空格局演变规律来看，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呈逐渐上升态势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但城市韧性整体水平较低，较低韧性和低韧性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在空间上呈现出“西...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基于我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城市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城市良性建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加深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治理,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提升城市韧性水平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梳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耦合协调过程,构建城市韧性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的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上升。第二,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空间差异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华中、华北地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均衡,而华南地区的失调水平最高。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技术系统和城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要积极搭建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融合互通的数据平台;推动资源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与周边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推动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等。     

多尺度下区域绿色交通发展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为研究影响绿色交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DPSIR（驱动力 压力 状态 影响 响应）模型构建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模型框架，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09～2018年关中平原城市群面板数据，构建城市绿色交通评价指标体系，从城市群和城市尺度下对关中平原城市群绿色交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合空间自相关法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讨论其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城市群尺度下关中平原绿色交通水平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呈现“中间高，边缘低”的空间格局，城市尺度下各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水平不均衡，且主要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要充分发挥西安市核心城市作用，推动绿色交通一体化发展，推进和完善城市立体化公共交通体系建设，还要针对城市所处绿色交通发展不同阶段制定持续稳定的响应举措，并随着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水平的变化进行调整。     

成渝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障碍因子分析

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指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成渝城市群2011—202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度,深入剖析了成渝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静态格局和动态演进趋势,并使用障碍度模型测算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研究发现,成渝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但有逐年收窄的趋势;空间分布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自然断点分组中,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城市数量少,较低水平和低水平城市数量较多,但随着时间发展较高水平、较低水平城市数量逐渐增加,结构趋近于“橄榄型”;分项指标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子维度呈现不同的分布形态和演进趋势,主要准则层障碍因子为创新、开放和共享。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变分析——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之间存在着彼此支撑、相互体现的密切联系，厘清两者耦合关系对于推动区域城市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空间Markov链方法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并考察了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地区特征、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发现：第一，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均存在正向累进效应，城市韧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长效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高质量发展对城市韧性的强化机制有待进一步发挥。第二，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但整体水平仍偏低，其中珠三角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最高，其他城市群普遍处于中低水平。第三，考察期内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且差异主要体现为城市群群间差异。第四，空间滞后效应会对十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产生显著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明显，空间集聚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存，不同邻域水平下各个地区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趋势表现出差异化特征。     

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群的经济空间联系及政策协调

根据城市流强度理论模型,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值和城市流强度结构进行了计算,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群多数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值偏小,城市群内部空间联系较低的结论.根本原因是总体上各城市的经济总量较低,多个产业的外向度不高.进一步研究城市流强度值的影响因素中,制造业作用较大,而第三产业作用偏小,得出该城市群仍然处于以工业增长为主的初级发展阶段.优化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群空间联系应加强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建立合理的城市间产业分工,保持沟通渠道的有效畅通,形成高度协同的城市集聚效应.     

突发事件下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5-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5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城市韧性;科技支出能够显著增强城市韧性;中介机制检验发现科技支出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正向影响城市韧性;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水平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为了发挥科技支出效果,应推动财政收入高质量发展、强化预算审查监督职能、鼓励创新型人才培养、推进差异化投入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城市韧性,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洪涝灾害脆弱性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人口、财产、基础设施高度密集,暴雨洪涝灾害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对该区域城市洪涝灾害脆弱性进行评估是保障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心区2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将洪涝灾害脆弱性看作一个负面“生产活动”,构建城市洪涝灾害脆弱性评估模型,在分析脆弱性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上确定该地区城市洪涝灾害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洪涝灾害脆弱性水平差异较大,安徽及浙江远高于江苏和上海,其中,上海的洪灾脆弱性最低;从空间上看,脆弱性分布有明显的地域集聚特征,脆弱性高的城市分布在浙江东南沿海和安徽南部丘陵地区;降雨量、城市发展水平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性等因素对城市洪涝灾害脆弱性影响显著。     

城市韧性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逐渐加剧。为有效应对冲击和扰动并提高城市自我恢复的能力，提高城市韧性已成为全球共识。从韧性视角出发，基于PSR模型构建评估体系，运用熵值法、GIS空间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城市韧性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测算，结果表明：安徽大部分城市韧性水平在研究期内有所提升，到2020年各市韧性水平差距缩小且各梯度韧性水平差异发生变化；安徽省城市韧性水平等级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分异情况；影响城市韧性的最主要因素是科学技术与教育支出，且各因子交互作用呈现出双因子增强的关系。     

数字经济赋能粮食供应链韧性的效应及区域分异研究

粮食供应链韧性决定粮食安全,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具有精准定位供应链韧性支撑点和障碍点的优势。本研究以2003—2021年为周期,通过动态熵权测度数字经济指数和粮食供应链韧性水平,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我国粮食供应链韧性的效应及区域差异。在农业领域,数字经济主要贡献源于数字基础设施,但投入产出效率较低。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抵抗力,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技术制约导致恢复力和变革力成为短板。自然资源禀赋仍是主导因素,粮食供应链韧性和数字经济指数较高的区域基本重合,对粮食供应链水平的区域分布影响较小。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度和匹配度,将农业数字化发展纳入城镇化规划,聚焦农业资源研发,培育新质生产力,可以有效提升数字经济赋能粮食供应链韧性。     

中国城市群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构建了城市群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对中国18个城市群的160个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探讨了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群城市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出一般城市,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块状和带状分布,不同城市群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结构模式;经济规模、区域创新能力、经济外向度和产业结构是导致城市群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MTMD的大跨人行悬索桥减振措施研究

提高城市灾害韧性,可有效减少因自然灾害和人为冲击造成的城市系统的破坏,因此有必要对城市灾害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城市灾害韧性涉及范围广泛,影响因素众多,本文通过三角模糊数与DEMATEL法相结合系统分析了各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和重要程度,结果表明,应急保障资源与设施占比、基础设施稳定性、灾害救援能力是最重要的二级影响因素,基础设施韧性是最重要的一级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韧性提升建议。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评价研究

 长三角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考虑城市本身竞争力,而且要对城市在城市群中的集聚和扩散能力进行评价。要综合考虑影响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内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包括综合经济能力、基础设施水平、社会和谐;外部因素包括城际基础设施共享度、城际间分工与协作。通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长三角25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上海、苏州、南京、杭州、无锡、宁波、常州、绍兴、嘉兴这九个城市综合竞争力处于长三角平均水平之上,其他城市处于长三角平均水平之下。采用聚类分析法可将25个城市分成五类,同类城市的发展水平比较接近,而类与类之间的城市发展水平有明显差异。城市之间的协作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评价看,不同城市之间的协作程度和协作水平本身就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从不同城市提升综合竞争力的策略来看,虽然策略本身会因自身条件差异而不同,但是其对于协作的内在诉求却是共同的,所有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都离不开相关城市的通力协作。     

长江中游城市群次中心城市选择实证研究——基于协调发展理念分析的视角

次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和培育恰当的次中心城市有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通过构建次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运用引力模型测算了长江中游城市各省域内城市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进行综合评价。根据次中心城市的条件,选择符合标准的次中心城市以及次中心潜力城市。通过对次中心城市选择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三大省域中心城市"一城独大",而次中心城市在三大省域发展严重不足;第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是次中心城市发展不足的根源;第三,次中心城市发展滞后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整体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要以协调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次中心城市的建设,以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次中心城市建设,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发展演进与系统耦合机制

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发展趋势进行评价与预测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系统耦合机制进行分析得出:2006—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十三五"末将持续提高,但长江中游三大城市群之间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的差距趋于扩大,环鄱阳湖城市群城乡协同发展水平仍将相对滞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四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城乡生态协同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城乡经济协同,而城乡空间协同和城乡社会协同水平明显较低。2006—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系统耦合程度不断提高,分为稳步提升、平稳发展和快速提高三个阶段。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教育与科技发展、城乡一体化制度改革、城乡产业融合与城镇化发展及其相互作用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协同演进的主要因素。     

安徽省城市韧性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状态研究

为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防灾减灾治理水平,探究城市韧性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利用改进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系统剖析了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综合城市韧性水平呈现波动变化趋势。（2）耦合度和协调度在2014年显著降低后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耦合度得分一直略高于协调度得分,但差距逐年缩小。（3）各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异质性。（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显著正相关,局部上高—高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低—低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5）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并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特征。     

新常态下江淮城市群发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采用2000-2013年间面板数据,以江淮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测度其14年间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城市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江淮城市群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制度因素、人文环境、基础设施要素对江淮城市群发展有正向驱动作用,而产业结构、企业因素、阶段性政府决策、人才培养要素对江淮城市群发展的贡献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提高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促进产业集约式发展;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拓宽民营资本发展领域,优化中小企业投融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城乡人文环境,提升区域决策能力.     

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困境与对策

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日益严峻的复合型灾害风险,使得传统城市安全治理体系与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韧性治理理念逐渐引起重视。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具有健全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跨部门合作与协调、公众参与及社会创新、敏锐的风险识别力,以及快速的环境适应和恢复能力等特征。我国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面临城市建设规划有待升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有待优化、城市承载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应升级建设规划,优化韧性城市空间结构;加强基础设施韧性,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生态系统韧性,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以建立完善的韧性城市治理体系。     

基于TOPSIS熵权法的城市韧性评价及韧性建设路径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城市需要足够的韧性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统筹规划城市韧性建设对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TOPSIS熵权法模型测度2011-2018年期间安徽省各地级市韧性评价值,构建韧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安徽各城市韧性演化情况.安徽16个地级市的平均韧性水平随时间呈上升趋势,暂不存在区域间城市韧性发展不平衡问题.结合韧性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和要求,安徽各城市应不断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增强城市在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韧性水平.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群2000—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城市空间结构高级形态——城市群的框架内,基于 2000—2012 年市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溢出或极化效应,结果发现:(1)针对十大城市群 136 个城市的分析证实,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2)针对不同城市群的分类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影响会出现 U形关系,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北京的发展在 2007 年之前抑制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而 2007 年之后转为正向溢出效应;(3)城市群内部结构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的双中心结构对外围城市的共同影响较单个城市更为显著。此外,研究结果还证实以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对以熟练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低,政府规模对市场投资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