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诗经》异文考辨丛札

对安大简《诗经》中11处异文集中考辨,可以认为：简本《卷耳》“無”读“憮”,训哀;《汉广》“楚”训丛木;《江有汜》“”读“噭”或“叫”,表哭嚎;《黄鸟》“”读“刬”,训灭;《陟岵》“允”是句首语气词,不通“犹”;《伐檀》“”读“馂”,表熟食;《定之方中》“羕”读“详”,训审;《葛屦》“?”表簪子,是毛诗“揥”的本字;《蟋蟀》“無”可读“蕪”,训荒;《椒聊》“”读“兴”,训举,毛诗“升”或本为“抍/拯”,也有举义;《有杕之杜》“子=”可读为“子子（兹）”。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简论孙奇逢的《易》学思想

孙奇逢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 ,他的《易》学思想不仅把“本来之《易》”视作“天定之象” ,把“圣心之《易》”、“《易》书之《易》”视作“模写”之像 ,从而摆正主、客观的本质关系 ,而且 ,于学《易》之人而言 ,他尤其强调将“本来之《易》”和“《易》书之《易》”一概化而为“在我”之《易》 ,从而使“易”成为人们具体立世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导。他的这个思想很实际 ,也很精彩 ,学《易》者如此 ,实际上人人都当如此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素问》校诂四则

考释《素问》疑难字词四则．认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斗而铸锥”的“锥”当作“垒睫”；《阴阳应象大论》“寒胜则浮”及《阴阳类论》“气浮不鼓”的“浮”当为“汪”的俗字之误；《脉解》“所谓甚则跃者”的“跃”当读作“旭”，《说文》训“行不正”；《素问·至真要大论》“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的“白”当训大，“白血出”犹白汗出，即大出血。     

试论《周易·系辞传》中的阐释策略

《周易·系辞传》是《周易》从“古经”到《易传》形成过程中的一篇重要阐释著作。《系辞传》在解释《周易》时巧妙地运用了一些阐释的策略,在“易”、“天道”、“人道”之间建立了一个映证模式,设置了从“易”、“圣人”到“君子”、“百姓”的一个认知能力递减的等级体系,并竭力使《周易》所显示的“道”神秘化,从而完成了《周易》作为人类社会法则的阐释任务。     

《春秋》学文献研究二题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的“得古文于坏壁之中”不涵盖“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根据二者得不出孔壁所出包括《左氏传》、刘歆认为《左氏传》出于孔壁的结论。《汉志》之《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免时难”,指的是避免“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对《左氏传》的毁坏,不指“避免当时之祸乱”等;《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口说”,指的是基于“（孔子）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之“异言”而产生的《春秋》经的解说本身,具体即《公羊》《谷梁》《邹》《夹》四家之《传》的“前身”,不指《春秋》经的解说的存在与传播的形式——以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存在与传授。     

《说林》《储说》文体探析

《说林》《储说》是《韩非子》中最具有文学特色的部分,目前对二者的专章研究并不多,且其文体定性存在争议。探究《说林》《储说》中“说”及“说体”源流,辨析“寓言”说、“小说”说、“连珠体”说的得失,认为《说林》《储说》是“说体”文。     

《诗经》“雨雪霏霏”考辨──兼析《十三经注疏》对《诗经》八处“雨雪”之训释

《十三经注疏》将《诗经·小雅·采薇》“雨雪霏霏”一句中的“雨雪”释为动词“下雪”,通行的诸多注译本和教材也都如此解释。但从训诂学、语法学及《诗经》自身体例等角度分析,“雨雪霏霏”中“雨雪”应为名词,即“雨”和“雪”之义,“霏霏”为形容词,即“雨雪盛貌”。此外,考《诗经》其他7处“雨雪”,应释为名词的为《邶风·北风》“雨雪其雾”与“雨雪其霏”以及《小雅·出车》“雨雪载涂”中的“雨雪”;应释为动词“下雪”义的为《小雅·信南山》“雨雪雰雰”和《小雅·頍弁》“如彼雨雪”以及《小雅·角弓》“雨雪瀌瀌”与“雨雪浮浮”中的“雨雪”。     

《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

《墨经》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这体现在《墨经》对于“言”与“名”的理论，《墨经》的定义方法，《墨经》对“辩”与“说”的论述等方面。《墨经》认为，“言”是口的一种功能。“执所言而意得见”。“名”是用以“举实”的。《墨经》中的“正名”学说超出了儒家的政治、伦理的正名理论，而真正成为“名辩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墨经》中运用了多种的定义方法。《墨经》认为“辩”的特征是“争（反）”，其目的是为了“明是非之分”，“察名之理”。“辩”的准则是要“当”与“宜”。《墨经》的“说”运用的是语用推理。     

《文心雕龙》“神思”“风骨”之意涵与《神思》至《总术》之结构

《神思》在《文心雕龙》之“下篇”中占据核心地位。刘勰所谓之“思”,实包含内外两面。“思”之内关乎“意”,“思”之外形诸“言”,二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却并无决定性关系。《神思》全篇均围绕着“思”之内外两面展开,而《文心雕龙》的“割情析采”部分(《神思》至《总术》,共十九篇),亦环绕着“思”之内外结撰而成,且分为两个层次:《神思》《体性》《风骨》三篇为枢轴,《通变》至《总术》十六篇则围绕着枢轴从宏观、微观等不同层次展开作文指导。通过对《文心雕龙》“神思”的准确分判,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神思”这一概念的所指与文学批评史价值;还能使“风骨”之意涵得到准确疏通:“风”与“骨”即“思”之内外两面得到妥善发挥后的效果;更能明晰“割情析采”十九篇之两层结构。     

先秦“伍”体系统初探

先秦“语”体系统形成主要是瞽、史讲史,“治国之善语”,“教诫之语”,“嘉言善语”,讲学之“语”,“庶人传语”等。“语”体形态主要有《尚书》、《论语》、《短语》、《训语》、《事语》、《语丛》等。     

嘉靖《保宁府志》俗字考释七则

嘉靖《保宁府志》是明代编纂的记载四川阆中的方志,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俗字。对嘉靖《保宁府志》中俗字“ ” “ ” “ ”“ ” “ ” “ ”和“ ”进行考释,以冀对嘉靖《保宁府志》的研究和《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辞书的修订有所裨益。     

《左传》叙事的解经意义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对于解读《春秋》之“义”,它的价值在于,只有通过《左传》的叙事,才能了解《春秋》“事”的始终本末,进而探求“文”的“笔削褒贬”之“义”.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陈仲子思想与道家庄子学派关系考辨

《文心雕龙》艺术和谐观可用“弥纶一篇,杂而不越”一语来概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镕裁》《章句》《附会》等篇体现出的篇章整体和谐理论;二、《声律》篇论述的声律和谐理论。篇章整体和谐有六种实现方式：“改韵从调,节文辞气”“字句章篇,交相为用”“规范本体,剪截浮词”“首尾周密,表里一体”“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献可替否,以裁阙中”。声律和谐理论以“和”来标示“调律”的目的,并对声律和谐提出了一些原则性要求,但其实现方式并不具体细致。《文心》的艺术和谐观是对《周易》《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和”“中和”“中庸”“时中”等思想观念的依立。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从竹简《文子》看"传本"《文子》

竹简《文子》四次称引的“传曰” ,当指早于竹简的“传本”《文子》。“传本”《文子》与今本《文子》经说体部分有着一致性。“传本”《文子》的撰作时代约在战国中期前后 ,广泛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九篇本《文子》是“传本”《文子》与竹简《文子》的合编本。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