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

研究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有助于解决科技专家与公众对科技风险态度的矛盾、科技专家与其他专家对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态度的矛盾、公众的科技风险认知与信任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可分为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主观认知和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响两个方面,这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对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全面研究应在综合上述两个过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由此得出现实启示。     

基于哲学与文化视阈中的农业科技问题

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不仅是科技问题，还是哲学文化问题。从文化与哲学的视野关注农业科技与文化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往的农业科技问题研究只是突出了农业科技体制视角、农业科技生产力视角、农业科技与自然文化的视角。这些研究的缺陷是对农业科技发展在农村社会中的应有地位把握不够准确和全面，导致农业科技在农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矛盾，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农业科技发展应从哲学与文化的层面重新审视，关注中西农业科技文化史的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与农村文化的关系，从综合研究向政策策略过渡，促进科技体制与科技服务的更新。     

技术创新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冲突及调适

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发展过程，一个科技文化价值观发生作用的过程，科技文化的价值观已广泛渗透到技术创新过程中。但科技文化价值观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对技术创新中科技文化价值观冲突的有效调适，因为科技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时常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技术创新的发展。科技文化价值观冲突集中表现为传统社会意识与现代社会意识的对抗、本土观念与外来观念之争，在理性与非理性、宽容与制约等方面存在矛盾，我们必须对科技文化价值观冲突进行有效调适。     

技术创新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冲突及调适

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发展过程,一个科技文化价值观发生作用的过程,科技文化的价值观已广泛渗透到技术创新过程中。但科技文化价值观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对技术创新中科技文化价值观冲突的有效调适,因为科技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时常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技术创新的发展。科技文化价值观冲突集中表现为传统社会意识与现代社会意识的对抗、本土观念与外来观念之争,在理性与非理性、宽容与制约等方面存在矛盾,我们必须对科技文化价值观冲突进行有效调适。     

“互联网＋公众投票”：法治公信的新场域

“互联网＋”以高兼容性与体现科技时代感的特点,改变了公众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传统公众活动的组织与运作方式。依托互联网,传统投票活动衍生出了满足商家营销需要和公众表达需求的“互联网＋公众投票”活动。“寻找某市最具成长潜力小微企业” 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案例中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反映了当下互联网社会中大众对公众参与性活动公开、透明、公正的正常诉求,体现出公民主动维护知情权的法治文化的觉醒。在“互联网＋公众投票” 活动的平台建设中,必须营造一个公平正义和诚实信用的法治文化生态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建设源于多种要素的支撑和相关机制的完善。创建一个由主办方、参与者、第三方监督机构组合成的良好“互联网＋公众投票”机制,不仅是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更是法治文化建设适应互联网新常态的目标所向。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分析

和谐文化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加强和谐文化建设,正确认识和谐文化建设中出现的文化思潮、文化趋同论、大众文化崛起、公众文化服务体系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努力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是当前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中国当代科技发展所需社会环境之优化

面对当前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应从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入手,加强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借鉴国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精髓来优化适合中国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基本对策和必然抉择。文中从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主要方面提出中国当代科技发展所需的社会环境之优化主要措施。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反映与利益调适研究

环境群体性事件进入高位运行的凸显期,是公众以环境利益受损或预期受损为直接诉因,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利益矛盾的整体反映。在公众环境忧虑普遍的情况下,环境群体性事件给社会治安带来较大压力,不利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综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动因,解决环境恶化、经济与环境对立、公众环境权利不足、生态文化滞后、人与人不和谐等问题,不断调适公众利益需求,有效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风险,促进经济发展、生态良好和社会安定。     

科技公共传播的传播主体及其参与动机

科技公共传播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一种科技传播类型。随着科学技术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科技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科技公共传播出现了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发展成为科学家、公众、媒体、政府、工业部门等多个主体积极参与的一个社会领域。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科技公共传播参与动机的多样化,促进了传播关系的复杂化。文章对科技公共传播的参与主体及其参与动机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中庸之道与现代管理

中国入世后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将发生大变革。随着经济及科技的迅速发展 ,管理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孔子首倡的中庸是妥善处理矛盾的哲学 ,其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以及“时中”与“权”等中庸思想的特征 ,对中国特色现代管理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福建县域农村公共科技服务均等化研究

在对福建农村公共科技服务基本情况和主要途径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福建县域农村公共科技服务公平度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农业科技活动费用与农业技术人员等资源配置的均衡度在不断提高,县域之间公平度有所下降。据此提出增加农村公共科技服务供给,公平、合理地优化农村公共科技资源配置,更加注重农业科技人员配置的公平性,加强农村合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等对策建议。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

科技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科技专家、企业、政府、公众和媒体,在具体的科技风险事件中由于其相关度、紧急性、影响力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权力资源、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科技风险的认知与规制中出现了专家(系统)与公众、媒体与公众、"专家企业"科技共同体与"媒体?公众"社会共同体等多重冲突。建构以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联动的复杂、多层次、多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和科技风险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优势和权力资源,又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核心是责任与信任的双向建构。     

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科学技术引导人在真、善、美三个方面充分展现自己的本性和才能,是人发展与完善自身的内在动力。由于科技发展与人的社会责任、知识成果运用的动机与效果之间存在可能的冲突,科技发展对人的发展也具有否定性影响。必须对科技活动的主体提出自我调适的要求,促进人类健康发展。     

试论毛泽东的科学发展动力观

关于科学发展的动力问题 ,是毛泽东科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 ,把科学技术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来加以研究 ,认为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的矛盾、学术“争鸣”和社会的实际需要构成了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科技创新对实现公路水路交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考

分析了我国公路水路交通的现状,展望了我国到2020年公路水路交通发展的前景,指出要实现交通新的跨越式发展,解决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必须依靠科技,继续实施“科教兴交”的发展战略,强调“交通服务于社会,科技服务于交通”的科技发展观。     

发挥科技中介在我国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在现代国家创新体系中,科技中介机构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促成研究机构和企业以及企业之间共同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科技中介服务及其中介机构目前尚处在初始、蓬勃发展的阶段,存在一些迫切需要克服和纠正的缺陷和问题,提出在我国的科技中介事业从发展中应建立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建立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完善服务系统,培育科技中介市场提升科技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服务和协同作战能力等对策建议。     

“科技理性”悖论的伦理审视及其现实回应

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使得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然而,“科技理性”的高度膨胀却使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的社会后果与生态效果难以预测并难以操控：人性碎片化、异化需要、虚假消费以及人与自然生命系统割裂。科技决策的制定和施行作为指引科技理性发展的关键环节,理应引进公众参与机制,重新建构超越于工具合理性的“交往合理性”,在平等的对话和商谈过程中推进科技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弥补科技理性发展的不足,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理对接,建构科学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行为期待模式。     

科技传播政策:框架与目标

科技传播政策是科技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科技传播政策体系至少要包括科技公共传播政策、科技传播产业化发展政策、科技传播技术发展政策等基本组成部分。科技传播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利用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强化科技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科技传播能力。     

社会公众对海洋科学认识状况调查

政府是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对科学研究的财政支出逐年增加。而公众对科学技术研究的经费使用问题，常有质疑的声音。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社会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热情很高，认为海洋科技是应重点投入的领域。社会公众愿意为科学技术，尤其是海洋科技发展愿意提供的资金远高于实际相关科技领域所获得的经费，这表明，从公众角度来看，科学技术，尤其是海洋科技领域，还有较大的加大投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