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村治”、利益分配与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J县金村模型

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的中间人和协调者。以四川J县5个村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金村模型,考察村庄精英与"乡政村治"体制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精英的理性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乡政村治"体制对精英行动具有规制作用,而精英对"乡政村治"有适应功能;利益分配对精英行动具有建构作用,而精英对利益分配有调控功能;以"公益""共益""私益"三维度划分体制精英的理性逻辑,可形成五种类型的行动策略组合。当前亟需从制度上明确招商性项目的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性福利分配的规制,落实村民议事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基层党员培养和村干部选拔制度,防止乡村治理陷入"精英全面控制"或无人治理的困境。     

乡村精英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学分析——基于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个案调查

在组织的生成发展中,精英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在相关组织理论中,组织化即组织生成问题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组织生成与精英关系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结合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分析农民组织化发展过程中的乡村精英角色,可以揭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农民组织化发展离不开乡村精英,而农民组织也是乡村精英追求自身利益以及发挥对村庄影响的重要载体或平台。由乡村精英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培育乡村精英,通过体制吸纳,赋予乡村精英公共身份,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实现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略论新农村建设的实施结构

本文从实施结构的角度分析新农村建设的意义,说明了新农村建设参与者——政府、地方精英和农民的角色特征,并试图从这些参与者之间的角色结构、它们之间的行动结构的角度去分析新农村建设的可能模式。文章试图指出,这些参与者们以往共同活动的经验形成了它们的性情结构系统,并会影响他们后来的合作实践。文章分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几种可能的合作模式,指出参与—协作是可选择的模式,重要的是把农民看作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发展与驱动：当代村落精英的社区角色分析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村落精英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村庄政治行动中,可以动员村民的选举参与、普及政治知识、参与村庄治理;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则是积极的市场参与者、市场风险的承担者以及专业合作的推动者;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则传播城市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以及影响着村民的价值观念。     

新农村视角下的农民能力建设

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在于利用外部性资源促进村庄的内源性发展,村庄内源性发展的关键是促进农民能力建设。农民能力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是一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农民能力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另一方面,农民能力建设又是新农村建设的价值旨归。因此,研究农民能力建设的内容、途径及其机制创新,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农村建设中村庄合并的实践与启示——以依安县丰林村为例

村庄合并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农村建设的全局具有重要影响。依安县丰林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按照＂撤并自然屯,建设中心村＂的思路,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农民受益,多方共赢的＂丰林模式＂,有力地推进了新农村建设进程。以依安县丰林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探讨丰林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村庄合并的实践,总结其启示,以期为村庄合并建设提供借鉴价值。     

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社会动员及其治理功效——对皖南东镇的历时性观察北大核心CSSCI

从世界各国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过程必然伴随着一种对农村的重构过程,然而国内学者对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却存在不同看法。文章基于对皖南东镇新农村建设历时性经验的跟踪观察,发现当地新农村建设采取的是一种能够充分发动农民的社会动员模式。这种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动员模式之所以可能被推广:一方面,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政策撬动和动员技巧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是村庄社会规范自下而上的支撑性作用。东镇的经验说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动员模式具有明显的村庄共同体再生产的治理正功能,具体表现在:乡村宜居化与村庄人气的恢复,村庄公共空间的再造与乡村文化的复兴,村庄治理能力的加强,以及农民合作意识的提高。所以,对于像东镇这样尚有活力的村庄而言,国家在实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因地制宜,以普惠性为原则,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为归属。     

论农民合作社与新农村建设的三维契合

发展农民合作社是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政策体系中的重要议题,但农民合作社并非因国家的政策导向而自取其功,更非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异己力量而强加于它,而是与新农村建设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此契合性主要体现于三个维度:一是功用的相辅性,即农民合作社对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合作社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二是目标的趋同性,即二者都起因于农民的利益严重受损,其发展的根本目标都在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利益;三是路径的统合性,表现在二者共走政府扶持之路、精英引领之路、形式多样之路和循序渐进之路。把握此契合性,有助于澄清和提升农民合作社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资源下乡、行动者博弈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随着国家对基层资源投入的加大,村庄出现精英俘获资源的治理内卷化问题。基于个案追踪,发现多元行动主体围绕下乡资源展开博弈,却难以跳脱内卷化困境。运用理性选择理论,找回普通村民与村庄精英的复杂博弈关系,挖掘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心态及动机。研究揭示资源下乡与行动者行为选择相抵牾的四组深层机制：村庄精英缺乏荣誉等要素激励,偏好以权谋利,导致资源下乡带来的公共利益分配竞争机制挤压合作机制;亲族博弈反复纠缠削弱关系信任机制;村庄精英依托信息自由裁量权限,构建项目信息差序扩散机制;对村庄精英异化项目经营自由裁量权限的利己行为的弱约束机制。四组机制是资源下乡带来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内在根源。     

精英利益均衡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以当代乡村精英研究中的体制内外精英的划分为视角,考察了陕西省W村草莓协会的成立过程与发展现状,认为在多数的中西部村庄中精英利益的均衡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发展困境也是由精英利益失衡造成的。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均衡精英利益、政府介入、提升农民合作意识、培养人才等政策建议。     

从“村社理性”到“村社制度”:理解村庄治理逻辑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

组织租并不足以说明村社理性所具有的特质,村社制度所内涵的,除了长期演进的重复博弈结构中形成的具有工具理性特性的“队生产”形态,还包括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具有价值理性性质的家庭内代际分工和外部协作行为。这一价值形态和生产关系及其所依赖的小衣经济,即为小农村社制度,它实质上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条件的制约下,农耕文明演进路径依赖地形成的内生性生产与治理结构。豫南村落自主治理实践形态表明,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乡村巨变导致乡土伦理价值体系的式微与村社制度的瓦解。因此,“三治”问题的解决需要重建以村社理性为核心的小农村社制度。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而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当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其效率提升取决于乡村社会资本。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来看,安徽省桐城市F村诚直为本的乡村社会信任、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的乡村社会网络是村民低成本、高效率自主修路的关键所在。     

民族地区乡村游与新农村建设——以湖南凤凰县老洞村为例

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湘西苗族地区省州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老洞村的旅游开发及新农村建设情况作了初步研究。通过介绍老洞村的成功经验,为其他民族地区建设新农村提供参考和借鉴。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山区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及路径选择——以陕南洋县金水镇诸村为例

在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既影响着农村的和谐稳定,又事关中国整个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在陕西南部的山区农村,由于农民的参政权利有限,参政渠道单一,参政范围狭窄,参政制度不完备,严重地影响了民主建设进程。大力发展经济,加强民间合作组织和基层民主建设,改善农民政治参与环境,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水平,推动整个农村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根本途径。     

经济社会变迁与农民伦理变革:湖北S村农民合作的个案研究

接续韦伯命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的影响的争论,以湖北S村为关键案例,考察在农业经营结构改变的前提下,小农的心理境况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其如何与国家、地方政府、村级治理组织及民众互动,以及在此前提下,农民合作的产生、机制及其担纲者等问题.案例显示,村庄政治能人虽然能以对政治逻辑的熟练把握吸引国家外部资源注入,但是当其将政治逻辑导入村庄内部时,导致了村庄社会团结的瓦解与村庄秩序的紊乱.而浸没在社群伦理之中并且深谙农民合作在市场中重要性的民间精英,则一方面将个体农户带入现代市场,另一方面又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自觉维持社群伦理、维护社区利益.S村案例提供了经济社会变迁下农民伦理变革一个解答,也暗示了宏观经济社会变迁对于农民伦理以及伦理秩序、集体意识变动的可能影响.     

回流经济精英掌权的辩证思考

由于价值目标和社会流动等因素,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回归乡村,积极介入村庄政治,并且通过竞选掌控村庄公共权力,从而引发村庄权力结构的重组,实现了精英的异向流动。充分发挥回流经济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性并克服其弊病,对于保持村庄政治良性运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路径差异看新农村建设

70年前,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著名的改良运动,但乡村建设运动的背景、性质、理论来源和实践内容决定了其必然失败。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农村革命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与二者理论和实践中的路径差异密切相关。无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农村改革,都要落实在发展好、维护好、保护好农民利益上,这是梁漱溟的失败和毛泽东的成功带给当代中国的最大启示。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分析——基于莘县调查问卷的分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路径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破除“三农”问题,化解城乡“二元对立”矛盾,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莘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面临政府一元主导、融资渠道单一等诸多障碍因素,应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民主边缘上的创新——对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的考察

村民自治的行政化倾向导致了农民对村委会的认同度呈下降趋势。邛崃市新村发展议事会的创设则有效提高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扭转了村级自治组织不能充分自治的局面,农民的制度化参与对改善农村治理结构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农村的长治久安和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