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富仁的郭沫若研究

王富仁不仅对郭沫若做过很深入的研究,而且他的学术成果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启示意义和学术史价值,学界至今没有对他的郭沫若研究做专门的评述。王富仁对郭沫若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他以高水平研究成果对郭沫若研究起到了加持和推进作用,遏制了当时郭沫若研究“滑坡”的态势;2.作为鲁迅研究的旗帜人物,他对郭沫若及其创作的客观认识,对扭转“以鲁视郭”的偏向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3.他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真正走进了郭沫若诗歌世界,对其文学史价值和历史局限都有独到的学术发现。     

郭沫若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

郭沫若先生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评论散见于他的著作、文章及讲话稿中。本文的宗旨是,对郭沫若先生此方面研究的思想倾向、评论方法和它们的学术价值、影响等,加以归纳评说。郭沫若先生首先是一位革命者、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然后才是学术的巨擘,所以他的学术活动,始终贯穿着批判的精神。他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同样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在研究古代诗歌时,郭沫若先生十分注意用思想的利斧,去剁开诗歌表面的硬壳,还诗歌以本来的面目。例如他告诫人们:“《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迷恋,也值不得我们去批评。…     

宋诗不歌

配乐之词称为诗，或称为歌诗、诗歌，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入乐歌唱，诗有可歌与不可歌者。歌诗依附于“乐”，“乐”一直在流变，歌诗形式必变。仿古诗歌不谐时乐，沦为徒诗。宋诗不在音乐文学史之列，宋人歌词不歌诗；宋代音乐的体制、宋诗所承袭的唐诗格律形式、宋诗的性质限制宋诗入乐。所以宋诗不可歌。     

烈火奔腾,凤凰凌空——论郭沫若诗的艺术风格

郭沫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近几年来,随着郭沫若研究的全面展开,对他诗歌的研究也有所加强,出现了不少有见解的文章。但探讨他诗歌艺术风格的专论还不多见,而在已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谈到这个问题时,看法又不很相同。因此,专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对估价郭沫若在新诗风格方面的成就,对研究风格学,对推动新诗的发展,都是很有必要的。对郭沫若诗歌的艺术风格,有人说他“既能雄浑豪放,又能绮丽清新”;有人说《女     

论罗伯特·潘·沃伦后期诗学观念的转型

沃伦早期接受了T.S.艾略特和新批评派诗学观念的影响,诗歌创作具有重视诗歌传统、客观性、形式主义的特征,他认为诗歌具有诊断现代痼疾的社会功能。由于受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诗歌创作潮流和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影响,他后期诗歌观念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强调主观性,强调自我表现,认为诗歌具有对社会的治疗功能,诗歌观念发生转型后的沃伦创作了一系列精美的诗歌。     

论罗伯特·潘·沃伦后期诗学观念的转型

沃伦早期接受了T．S．艾略特和新批评派诗学观念的影响,诗歌创作具有重视诗歌传统、客观性、形式主义的特征,他认为诗歌具有诊断现代痼疾的社会功能。由于受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诗歌创作潮流和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影响,他后期诗歌观念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强调主观性,强调自我表现,认为诗歌具有对社会的治疗功能,诗歌观念发生转型后的沃伦创作了一系列精美的诗歌。     

生命哲学与郭沫若早期美学思想

五四时期 ,在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之外 ,郭沫若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和“艺术　　直觉”说的影响最大。郭沫若早期美学思想中的主情主义、主观性、直觉、灵感等艺术观念均可见出柏格森的直接影响 ,是其诗歌创作实践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但是 ,因现代中国的特殊现实处境 ,郭沫若对西方文艺哲学的接受又融入了自己的体知和认识 ,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     

音乐性与中国当代诗歌

诗歌音乐性和音乐美是一对经常缠绕的诗学话题.在澄清基本概念诗歌、歌诗与歌词的前提下,本文对诗歌的音乐性和音乐美进行必要的区分,并为当下中国诗歌的音乐性创作类型进行归纳,探讨音乐性与中国当代诗歌之间的可能关系.     

异国风情 神韵天籁——略论唐代异域歌诗

唐代是一个重诗歌、重艺术的时代,音乐、舞蹈、诗歌空前繁荣;而唐代又是开放的社会,不仅各民族相互学习,而且对外交流也很频繁.这样,具有异国情调的胡乐进入中原,于是乎异域歌诗在在唐代尽显其神韵,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而且大大促进了大唐和西域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     

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方式

在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存在着三种基本方式,那就是自娱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自娱式消费、寄食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特权式消费、卖艺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平民式消费。三种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各有其特点,并在中国古代歌诗发展史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三种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互相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歌诗艺术向前发展。研究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问题,对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史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从郭沫若的历史剧观其乐观主义的悲剧观

郭沫若以诗人的气质与激情,以史学家的精湛研究,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将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搬上舞台,使他的历史剧有了独特的风格。以史学家作剧,在大关节目上不失历史之真实;以诗人作剧,则剧中充满诗的韵味;以革命家作剧,则能紧紧地握住时代的脉搏,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因此可以说郭沫若的历史剧是史、剧、诗和谐的统一。     

从《文艺论集》的版本看郭沫若文学批评的流变

郭沫若的《文艺论集》出版于1925年,此后郭沫若多次进行修订改版,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不同版本显现着郭沫若不同时期的思想差异与身份差异。初版本《文艺论集》中所论述的问题以及整体框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是从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建构方面考虑文学理论问题的。1929年和1930年,郭沫若对《文艺论集》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版,更明显也更集中地表现着郭沫若努力于"文学"的目的,或者说是郭沫若以"革命者"、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了一次"文学"上的认同。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特征浅析

本文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为研究对象,试从题材、体裁两方面对其歌诗特征进行探讨。     

论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

诗剧在西方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体形式,但在中国却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境地。学界对左翼诗剧的关注更可谓寂寥至极。左翼诗剧是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之一,其体裁范式更是别具一格。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是极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又是造成左翼诗剧生存窘态的根源所在。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包括"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剧化"、"散文诗的戏剧化"三种形式。通过剖析和阐释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继而提炼、概括左翼诗剧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特质,从而一窥左翼文学的艺术风貌。     

施蛰存的诗歌翻译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施蛰存的文学创作是从诗开始的,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也是从诗开始的。施蛰存的文学翻译主张兼收并蓄,但他更热衷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他所翻译的外国现代主义诗歌作品一直影响到新时期的朦胧诗。     

我国古代成熟戏剧形式的主要标志

自 2 0世纪初王国维确立我国古代“真戏剧”即成熟的戏剧形式的定义和时间以来 ,学界理解不一。本论提出 ,我国古代成熟戏剧形式的主要标志有四 :曲本位的确立 ;脚色行当体制的形成 ;唱念做打四功的融合 ;有一定长度的剧情结构。四者必须同时具备 ,才能称得上“真戏剧”。     

试论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

黄遵宪是晚清“新派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其中虽然使用了一些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的使用并没有给他的诗歌格律造成任何影响。分析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可以发现,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仍然恪守着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趣味。     

从《蛙》剧管窥柏拉图的诗学精神

柏拉图认为,诗艺作为摹仿的活动,只能是真理的影子,因此,在他的《理想国》中驱逐了诗人。但是,柏拉图所说的“诗人”并不是一个全称概念,它特指那些使诗成为人们的消遣之物的诗人,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对喜剧诗人阿里斯多芬作品的肯定考察出来。柏拉图强调,诗必须与人的本真生存紧密相关,艺术是人之为人的本真活动,而不是人们消遣的物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以“理念”的认识来衡量诗艺,这对西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     

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的认识

对北宋七绝审美风格迥异于唐人的原因,清代一些诗评家将其归结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源起的错误理解。此类论述涉及问题有二:一是北宋诗人认为七绝乃截律而成;二是北宋七绝不像唐代入乐而歌。其评述似是而非。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