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问题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高级形态

我国古代小说经历过讲述故事、描写人生和反映某种社会问题的三个阶段,问题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的高级形态。清代的讽刺小说,谴责小说,同时又都是问题小说。《儒林外史》是我国问题小说的开山之作,谴责小说是问题小说创作的高潮。清代问题小说创作上的得失,直接影响到今天的小说创作,值得认真研究、总结。     

小说创作美学略论

小说创作美学不同于小说美学 ,小说美学谈小说有什么 ,小说创作美学谈小说怎样去构成。这样 ,小说创作美学从小说创作的主体、客体、尤其是本体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 ,同时也能更准确地确定小说创作美学的内涵与外延     

论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曾经翻译创作过许多中文小说,在小说理论上也曾提出一些主张.在中国近代对中国小说的变革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在小说观念、小说功能、小说内容、小说语言、小说形式、小说理论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变革的导向.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建阳本小说研究发微

福建建阳是明代小说刊刻的中心之一,嘉靖、万历年间刊刻小说数量居全国之冠,文章将这些建阳书坊刊刻的小说称之为“建阳本小说”,介绍了建阳本小说的概况,20世纪以前对建阳本小说的评价,20世纪以后出版学和小说学两大学科中建阳本小说相关的研究指出建阳本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以稗官说稗官:论明清小说文本中的小说批评

明清小说文本中的小说批评史料较为丰富,有着较重要的研究价值。明清小说文本中的小说批评随时间演进而愈加普遍,形态多样,其中的咏稗诗尤为值得注意。其与常态的小说批评形成互补互证的关系,在小说观念、小说文体、小说创作、小说功能、小说传播等问题上有着独到阐述,在文献佐证、传播小说思想及理论阐释等方面具有多重意义。就当下的小说研究格局而言,明清小说文本中的小说批评却难以得到应有关注,这种局面应该加以改变。     

论现代小说的音乐性

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重大区别是更加关注小说形式的探索。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手法成为现代小说形式实验的重要手段。音乐作为与文学相邻的艺术形式,这就给小说与音乐的联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现代小说主要通过借鉴音乐节奏、音乐曲式和音乐旋律来实现小说文本的音乐性,具体地说,音乐节奏体现在小说语言的声音层面,音乐曲式体现在小说的结构安排上,音乐旋律则主要体现在小说的意境营造上。现代小说的音乐性是小说文体形式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扭转了长期以来小说作为散文体仅注重文学语言的语义层面而轻视语音层面的创作实践,丰富了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     

《月月小说》与其他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的比较

《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并称为近代四大小说杂志。《月月小说》与前两种相比,不仅是刊登小说最多的一种,①而且在杂志的商业操作、内容的娱乐性以及围绕读者转移的文化品位等方面都显示着独特的个性;《月月小说》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于其后创刊的《小说林》,在近代小说杂志的发展中体现着明显的承上启下作用。     

由明人笔记中小说资料看明代小说批评生态

明人笔记中包含丰富的小说资料,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有明一代小说批评生态的独特样貌。明人小说观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其时文化小说观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人认识到小说文体的独立性,有些人则杂糅文化小说观与文学小说观。明代一些小说评论者对小说家创作心态、才情禀赋及其所处时代之文学生态、文化思潮尤为关注,这些要素成为其小说批评的重要维度。明代小说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作伪、禁毁以及《水浒传》在民间丰富多样的传播与接受方式,《金瓶梅》在文人小说圈的流传,瞽目艺人的小说演说等,也是观照明代小说批评生态的重要视域。     

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

清末民初是中国新闻事业开始发达的时代,与此同时,近代化报刊也逐渐成为当时小说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小说与报刊业始终保持着密切而微妙复杂的关系。在清末,小说与新闻业呈同步发展的态势;而到民初,与新闻界长期遭受打击和镇压的命运相反,小说事业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清末民初的小说有80%登载在报刊上,民初的登载率又远高于清末。除小说专门杂志外,文艺报刊和报纸副刊以及一些综合性报刊也大量登载小说。其中,小说产量与小说杂志数量的走势基本吻合,这说明小说杂志始终是小说和小说理论发表的最主要阵地。以小说杂志为代表的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促成了中国小说传播方式的变革,并成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量。     

“德”对大学传承“体育‘圆’哲学”的深醒

＂理＂是＂道＂（圆）之象,＂道＂为＂理＂（象）之本。体育＂圆＂哲学是大学安身立命教育的根基。因为＂圆＂、＂理＂、＂德＂所包含的内在关联比其自然顺序更值得关注;＂圆＂是＂理＂与＂德＂的基石,＂圆＂和＂理＂同是＂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伦理中的展现。＂圆＂哲学以＂理＂的思维、护持、融通于＂德＂,是当代大学推动＂制度变迁＂和传承人类＂先进文化＂教育的宗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重含义”问题的终结

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重含义”是人们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只存在“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由于这种强加给马克思的理论被不少人认可,导致了一些理论混乱和不必要的争论,应当还马克思理论的本来面目,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探寻马克思经济学的真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际上从三个角度论述了必要劳动和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种意义”的意义表明了社会对于特定商品的使用价值的需要规模及其包含的价值量的实现量．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从《孟子》析伯夷形象

《孟子》中的伯夷形象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复杂的形象,才引发出了更为复杂的精神内涵。在孟子看来,伯夷之＂义＂是伯夷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但在《孟子》中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只是阐发了伯夷之＂义＂的两个重要内涵,即＂忠＂和＂清＂。但对于伯夷之＂清＂,孟子却又持着正反两个观点来对待,即正面的伯夷之＂廉＂和反面的伯夷之＂隘＂。＂隘＂是孟子对伯夷批判的地方,＂廉＂是孟子对伯夷最为欣赏之处,而＂百世之师＂则是孟子在＂廉＂的基础上对伯夷的最终概括。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外内不相及与内外相冥

称郭象把庄子的“外内不相及”改造成“内外相冥”是对庄子思想的重大修正,是不成立的。外内指方外方内,方内是礼法的世界,方外是不由礼教束缚的大方世界。庄子批判礼法,方内与方外本来就无法统一,也没必要统一。郭象据以发挥的游外冥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而这本来就是庄子已有的思想框架。庄子与郭象都反对刻意伏于山林,都主张游外冥内,但所要与之冥合的“内”在庄子是民间,在郭象是庙堂,指的都不是礼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改造了庄子的游外冥内,但不能说他把“外内不相及”改造成了内外相冥．否则就是混同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外内。     

不能为“红学”而“红学”——简论姚雪垠的“红学”贡献

姚雪垠不但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而且致力于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反对《红楼梦》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在促进＂红学＂的研究方法＂转轨＂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了《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既分析和研究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分析它的不足之处。姚雪垠在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时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红学＂＂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姚雪垠还提出了宏伟的红学史观,这种红学史观是姚雪垠的＂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余华的“转型”与“祖先”哲学

就余华“转型”后的生存哲学而言,与其说余华是向“父辈”的认同,不如说是向“祖辈”的回归。《祖先》以其独特的“子辈一父辈一祖辈”的三重结构表达了余华“否定欲望”的“祖先”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其“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对现代欲望社会的忧虑与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思考是相似的。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