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院对行政裁决享有司法变更权的思考

行政裁决作为一种行政执法行为,它对行政争议的处理必然涉及对民事权益的审查和确认,从而直接影响到相对人的民事权利。因而,因行政裁决提起的行政诉讼具有其特殊性,行政裁决的特殊性决定了法院应享有司法变更权,而这种变更权应是有限的变更权。     

同宗土地连续转移登记案件的起诉与受理

同一宗土地多次转移登记,原土地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对初始登记行为及后续变更登记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原土地权利人、原利害关系人未就初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后续变更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解释论视野下的不动产登记错误的司法救济——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交错的视角

在物权法之下,不动产登记错误的司法救济有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两种形式,就登记机构不予更正登记多提起行政诉讼;异议登记后提起的诉讼则属于民事诉讼;登记错误的赔偿诉讼既有民事诉讼,又有行政诉讼。不动产登记法应当统一司法救济模式,以便受损害的当事人主张权利。     

循环工伤认定行政诉讼的实质性解决途径

工伤认定案件所引发的循环行政诉讼,是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研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适用的审查标准不同,导致工伤认定在不同程序中呈现的结果不同;行政和司法不同的程序设计带来了工伤认定举证责任的事实转移,令认定结果出现偏差;行政诉讼中,司法对行政的尊让和司法权力本身的有限性,使得工伤认定案件中撤销并重做判决的拘束力不足.适当调整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适用方式、考虑判决中的变更权,有助于在利用现有体制资源的范围内,以行政和司法的良性互动机制,实质性解决循环诉讼问题,而体制框架性变革所涉及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方式仍需进一步探讨.     

论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冲突与协调

行政诉讼是普通公民与代表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之间的诉讼,是权利与权力的冲突,而民事诉讼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貌似相差甚远,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时有碰撞。如何才能找到其中的阿基米德支点,平衡这两种诉讼,协调二者的关系是转型中的中国不能忽视的,也是建设和谐社会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从一个案例谈起,揭示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冲突的原因,提出了三种解决的方案。     

审判机关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的正当性研究及制度构建——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审判机关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的情况,其中很多变更都未经控辩双方辩论,而是审判机关根据自己理解而作出的裁判,这样的裁判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本文主要论述了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变更指控的各种情形,并对其正当性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特别是辩护权利为视角对我国的变更指控制度进行了构建,将变更指控分为不能变更、直接变更及协商变更三种情况,并逐一论述了各种情况的条件和程序.     

论对刑罚变更执行权的同步制约和监督——在法律上设置人民检察院审查与抗诉机制的必要性

刑罚变更执行权属于重要的司法公权利范畴。为减少刑罚变更执行权出现滥用的概率,就必须在法律层面上科学的分配、设定其中的权利主体和权限,建立各权利主体之间的制约机制,实现对刑罚变更执行权的科学制约和监督。     

行政处罚中听证当事人的权利

行政处罚中听证中当事人的权利主要表现为被告知权,申请听证权,陈述、申辩权,申请行政复议权,提起行政诉讼权,请求国家赔偿权等.只有在行政处罚中当事人的这些权利得到了保障和维护,行政处罚的决定才会公平、公正、合法,才能实现程序正义,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达到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正当目的.     

论行政变更判决的适用

中国行政变更判决存在＂适用范围单一＂和＂适用稀少＂两个典型特点。考虑域外立法和中国变更判决适用现状,司法变更权可以扩大适用至以下情形：针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予以直接剥夺的行政争议,行政给付争议,具有民事争议因素的行政争议,羁束行政行为产生的争议和＂裁量收缩至零＂的行为及行政机关违反《行政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行为引起的争议。在扩大法院司法变更权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     

立法与理论：关于情势变更原则中的合同变更权

情势变更原则授予合同中受情势变更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合同变更权 ;外国 (地区 )法律中有的规定该当事人对它可以直接行使 ,有的规定其对它只能通过司法程序行使 ,有的规定它的行使对象仅限于数量条款 ,有的规定变更权行使对象为合同全部条款。外国 (地区 )法学界有人认为该变更权是一项虽符合公平要求但对社会经济秩序不利的合同权利 ;有人认为应将经变更后的合同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均显得公平确定为这一权利的行使条件 ;有人认为由它的行使所体现的效力只是情势变更原则的第一次效力 ;笔者认为该变更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 ,它的出现对大陆法系合同法理论中的合同定义的正确性提出了挑战。     

高校学生权益保护的范围与途径

高校学生的权益包括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如受教育者的权利、作为普通公民的其他权利和法律未加禁止的权利包括恋爱权、婚姻自由权、同居权、生育权、特殊情况下的校外租房权、自主创业权等。高校学生权利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其权利保护途径的多样性,我们可从行政申诉途径、司法救济途径、法律援助途径等对其加以保护和救济。     

司法人工智能运用背景下的被追诉人权利保障问题

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给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带来了影响,主要体现在导致对被追诉人的刑事追诉活动时间提前、追诉强度增加、控辩力量失衡和被追诉人参与失效等几个方面。按照权利与权力平衡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从限权和增权两个角度协调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关系。从限权的视角出发,应以比例原则限制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强化刑事诉讼的等边三角形结构,并对作为人工智能基本要素的数据和算法进行适度公开。从增权的角度出发,应赋予并保障被追诉人知情的权利、反对的权利和获得专业帮助的权利,从而使其有足够能力应对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     

论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冲突

本文针对司法中商标与商号之间权利冲突日益增多的现状，探讨了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形式及原因，提出了对于商标权与商号权权利冲突的解决应该分情况具体分析，并指出防止权力冲突的产生也很重要。     

行政法上的公民拒绝权研究——以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分析视角

转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频频出现的公民直接抵制公权力活动的现象值得关注,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公民拒绝权研究提供了独特分析视角.作为人的一项应有权利,公民拒绝权源自近代宪法思潮中的抵抗权.行政法律规范对公民拒绝权的明确认可,实现了其由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飞跃,标志着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回归.公民拒绝权由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有赖于无效行政行为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行政诉讼类型化思潮的兴起则为此提供了宝贵契机.     

论住房权司法保障的正当性

住房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获得了广泛的承认,被规定在许多重要的国际公约及多国宪法中。然而,长期以来法学界对于住房权存在错误的认识,以至于否定住房权的司法保障,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住房权的实现。根据人权保护理论、权利一体化保护理论、权利救济理论,住房权的司法保障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具有其正当性。     

论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

在当前刑事司法中 ,切实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是实现其辩护职能的前提和基础。本文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 ,就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论权和律师执业权益诸方面 ,探讨如何加强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 ,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制度化。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衔接

根据我国现行立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不一致表现出有三大类案件不能纳入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导致部分行政权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监督。导致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立法技术上的缺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长期的行政权的膨胀。然而依法治国方略意味着控权制度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所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就应当一方面保障行政复议制度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监督权力,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的立法目的。     

宪政体制下的刑事诉讼:权利维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以实现国家刑罚权为首要任务。刑罚权既是权力又是义务,二者的同一指向是权利。权利占据法学理论的中心,权利语言可以左右利益合法的主要规定性。从权利的脆弱性,侵害权力的扩张性以及二者矛盾的内在性和尖锐性,刑事诉讼的运行状况更能反映一国法治程序的全貌。因此,以刑罚权基本属性为基点研究刑事诉讼程序,意味着"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一个重要特质。实现宪政,构建刑事法治程序,必须正确认知刑罚权的权利保障属性,使刑罚权的行使最终归于权利规则之内。     

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适用必须经被告人同意,被告人有选择适用简易审判程序的权利。同时我国法律也规定,被告人可以选择变更简易审判程序。但我国关于刑事简易审判程序变更权的立法规定存在诸多不合理处,为了赋予被告人完整的程序选择权,急需完善刑事简易审判程序的变更权。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研究

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联结点,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时,必须遵循司法审查适时性三原则,即初审权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妥当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规范权力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的实质是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法制监督法律关系中这两种国家权力行为的规范化。司法审查的时机是否适宜,对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这一基本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与公民权利的保障直接相关,解决这一问题,必将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