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之道与文化理想

文本<论语>虽对孔子"忠恕"之道进行了论及,但历来学界对其内涵的理解众说纷纭.全文从"忠恕"词义诠释入手,结合分析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以及提出"忠恕"之道的具体语境、针对不同对象个性特征等因素,从而认为"忠恕"之道是孔子就如何实现自我和如何成就他人两大主题的表达,具化为"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两大文化内涵,体现了孔子一生的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     

廖平《知圣篇》中的《论语》诠释

廖平<知圣篇>以论证今文经学的素王论为主旨;廖平证成其素王论的主要经典依据是<论语>,而非此前今文学家们习惯上依据的<春秋>;<知圣篇>对<论语>中相关内容的引证隐含了一种对<论语>的全新诠释;<知圣篇>对<论语>的诠释既有传统的"断章取义"、"合文见义",也有其独具特色的"逆向释义".正是在诠释方法和诠释策略上既续接古典传统又独辟蹊径,才使得廖平的素王论避开一般今文学家的论证路径而新意迭出.     

孔子“一贯之道”新解

在《论语》中,孔子分别对曾子和子贡说到过＂一以贯之＂。古今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考证和诠释工作,以期洞见孔子＂一以贯之＂说的真义。孔子两次提到的＂一以贯之＂皆指涉＂一贯之道＂,然而,这个＂一贯之道＂又非曾子所讲的＂忠恕＂。孔子所说的＂一贯之道＂即是尧舜之世合理社会秩序的依据,也即＂道统＂。孔子是不得位者,故而只好笃守此道并寄希望于志于此道的＂士＂进德修业,时刻准备着承担大任。＂忠恕＂便是守道之方,它集中体现了成己及物的精神和士志于道的操守。明乎此,才能够恰当理解孔子认肯的＂曾点气象＂和被宋及以后儒者所深喜的＂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     

朱子对儒家忠恕之道的创造性诠释

朱子认为忠恕之道是先秦儒学传承的核心义理,他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忠恕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他从天地的忠恕、圣人的忠恕和学者的忠恕三个层面理解忠恕之道,分别开显了忠恕之道的本体论、境界论和工夫论内涵.他认为本于仁德发用的恻隐同情之心是忠恕之道的基础,阐述了忠恕之道的心性论依据;认为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忠恕之道与格物致知是相同的为学工夫,但两者表述思路存在很大差别.     

玄学的《论语》诠释与儒道会通

魏晋时期形成一个<论语>学发展的高潮,玄学家们通过以道释儒的方式创造性地诠释<论语>,建构了一种玄学化的内圣之道.这一圣人之道在价值取向上认为自然高于名教,在本体论上以无为宗,在方法论上倡导"体无"、"明道",从而丰富了<论语>的思想内涵.     

《论语》“君子”文化新探

"君子"文化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论及,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在梳理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等文本材料及<孟子>、<苟子>等后续材料溯源探讨<论语>中"君子"词义的文化内涵,不难看出,"君子"一词仍重其"位",是实现孔子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的代表人物,是完成孔子社会理想的历史承担者.<论语>"君子"文化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朱熹《中庸章句》首章"三位一体"的诠释特色

朱子对<中庸>首章作出了创造性诠释,深刻论述了该章居于全书之"体要"的地位,指出该章依次论述了"道之本原"、"存养省察"、"圣神功化"三个儒学核心话题,揭示了<中庸>乃是集儒家本体、功夫、境界三位于一体的成德系统,此一成德系统,通天人,合内外,安人我,即内在而超越,最精微地浓缩了儒学的根本要义.     

中国近代以来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之考辨

近代以来的<论语>注疏在体例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其中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依篇疏解"--对诱进<论语>注疏向儒学义理深处的开掘是最可寄予厚望的,也是难度最大的.本文通过对四个较为典型地采用过这一体例的注本的研究,对其依据及相关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剖析,并指出:能否始终对<论语>这一由诸多看似互不联缀的章句构成而又有着虚灵命意的独特文本保持足够的尊重和信赖,能否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与孔子的生命达到强烈而渊默的共鸣,进而时"道"、"教"、"中庸"诸范畴作出深切的悟解,将决定"依篇疏解"这只是由于孔子之"学"乃是"一以贯之"之学才引生的注疏体例能否真正配称于<论语>大义的钩抉.     

孔子对儒家“终极关怀”的奠基——以《论语》论“命”为例

单音节的"命"在<论语>中有"生命"、"使命"、"命运"等三种基本涵义,而复音节的"天命"既是"使命"的源头,又与"命运"相联.这样,"命"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它基本上统摄了人类生活的全部.<论语>通过对"致命"、"不辱命"以及"不受命"等"命"的阐释,表达了孔子对人类的生死、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生活之终极意义的沉思,诠释了孔子终极关怀思想的基本内涵:内圣与外王.后期儒家正是沿着孔子对终极关怀思想的这一奠基而一路走来.     

从《论语》中的“己”看孔子的主体性思想

在<论语>思想体系当中,"己"是"仁"的逻辑起点,"敬"、"信"等构成了逻辑过渡性的范畴.目前存在的对<论语>当中的"己"的解释,带有主客体思维和对象思维的倾向,"己"进一步被分裂为"公心"和"私心",并成为一个需要加以限制或否定的对象.这一对<论语>中"己"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补充了<论语>未曾明确说明的哲学内容,揭示了"己"包含的深层的哲学义理.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忽视了"己"所包含的超越他人和自我二元对立性的规定性.孔子追求一种超越主体问矛盾的主体性道路.     

道亦方法?章太炎、胡适等近代学者关于“一以贯之”的新说及争议

《论语》中,孔子曾两次说到"一以贯之",过去对此的理解大体有"以道言"、"以行言"及"以知言"几种倾向,前者最占上风,而朱熹则最能从孔子的立意及其立言的行为进行探讨。在思想解放、经典淡出的近代,章太炎更多从"以知言"的角度诠释孔子的一贯说和"忠恕"的指谓,胡适进而明确点出"一以贯之"是"孔门的方法论"。这些颇出新意的理解和认识引起了梁启超、柳诒徵等人的争辩,揭示了在一个思想和学术典范转移的时代,各式各样不同见解和取向之间充斥着的紧张、冲突与竞争。     

论朱子对“明德”的诠释

"明德"为《大学》中的重要概念,朱子的诠释突破汉唐郑玄、孔颖达等人的解释模式,带有鲜明的理学特征。但朱子的诠释却显得比较笼统,往往兼跨心性来解释"明德",不免让人产生疑惑。通过对朱子的诠释中"明德"和"心"定义,"明德"具有的工夫论的特征以及其本身具有的"德"的属性等方面的分析可知,朱子并非认为"明德"等同于"性",而更多的是立足于"心"进行诠释的。     

孔子“一贯之道”定论析疑

《论语·里仁》所载曾子之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孔子"一贯之道"的定论。但是,这个未经孔子审定的定论是很可怀疑的。它涉及孔子学说的精髓,故而不可不辨。其实,曾子的才华、出此言时的年龄、学问境界及其治学方式,都不足以支持其能够独知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涉及博学、修身、安人、安天下,不是"忠恕"二字可以统贯的。忠恕是拘谨的、自我限制的、但求无过的。把忠恕视为孔子之道的精髓,是曾子自己的体会,这与曾子本人的性格和境界有关。"忠恕而已矣",不过是曾子对其所得孔子之道的精微表述,而非孔子本人的"一贯之道"。     

朱子哲学当代诠释方法论之反思——从“继别为宗”到“横摄归纵”

本文旨在针对牟宗三对于朱子学所提出的独特论点,提出反省批评,并经由方法论的深层反省,指出此中所含"逆格义"的诠释限制,进而时朱子学提出一更恰当的可能诠释与重建.首先,简要阐释"继别为宗"的意义,并指出这宗法性的分判本身的限制何在,在方法论上将有如何之限制,并深入朱子的相关文献,对比诠释,指出所谓"本质工夫"与"助缘工夫"之区别,及其在诠释上的缺陷何在.再次,以朱子的<格物补传>为核心,指出它仍归本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大传统,其并非"静涵静摄的横摄系统",而是"横摄归纵的系统".换言之,朱子学仍是孟子学,只是它开启了孟子学的道德理智主义一脉,而不同于阳明学的主意主义.朱子为横摄归纵的系统,而阳明则为纵贯横推的系统.牟宗三关于朱子阳明的根本分判是可争议的.朱子学一方面强调"格物穷理",但另一方面则强调"涵养主敬",此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其中隐含一"知识"与"道德"的辩证性结构.这可以说是由"识别于物"而"知止于心",最后则"明通于道",从知识的横摄到归溯于存有之源,即此存有之源即是道德之源.借此进一步反思学术社群、诠释权力及学问系统之诸多问题,以朱予学为焦点,指出该跨越当代新儒学的限制,而进入一个崭新的诠释时代,中国哲学之发展将有新的可能,朱子学亦当有一恰当而妥贴的诠释.     

“吾道一以贯之”新释

<正> 《论语》有这样一章:“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吾道一以贯之”一共只有六个字,但这是研究孔子思想一条重要的资料,我们准确理解它,有助于准确把握和分析孔子思想体系特点及其实质.曾参以“忠恕”概括孔子“一以贯之”之“道”,末了还来个“而已矣”,就是说,没有留下半点余地,“夫子之道”全在其中;后人以曾参是孔子的高足,他的概括似已成为千古不易之论.但是,曾参概括得对不对?曾参说话时孔子本人已不在场,未见表态.但从孔子有关的思想看来,曾参的这一概括是可以讨论的.而且,“吾道一以贯之”实际包括两个问题,一是“道”,一是“一以贯之”,从孔子说话的口气看,似是在对方对“吾道”有个大体了解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一以贯之”,着眼点不是“道”是什么,而是“道”的如何.但曾参对孔子所着重强调的却没有任何解释.为了探究“吾道一以贯之”的真实涵义,我们有必要对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和曾参所说的“忠恕”分别作一点考察,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再看看“吾道一以贯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上博简《中弓》与《论语》及相关问题探讨

楚简<中弓>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的对话,部分内容可与<论语·子路>"仲弓问政"章对读.孔子提出的"刑政不缓,德教不倦"的命题,与<论语>中孔子的德治思想差异明显,而与<孔子家语>一些篇章的主旨相通.以上情况表明<中弓>所记孔子言论恐非原貌,利用此类文献研究孔子思想时需要谨慎其事.     

小议《论语》当中的"子某"

<论语>所记孔子的弟子多称"子某",如子夏、子张、子有等.这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也有充分体现.这一章提到76个人名,其中,名、字齐全者74人.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易》到《论语》的经学转向——扬雄晚年思想转变的经学解读

扬雄采取模拟的方式著述,晚年从五经之首的<易>转向当时尚称为"传"的<论语>,其弃"经"从"传"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西汉末年<论语>经学地位的提升,一是扬雄希冀"尊孔辨经"以言立法.<法言>便是扬雄转向<论语>研究的产物,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经典选择的不同、解释方式的不同和解释资源的变迁.     

试析《论语》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诠释精神

明末清初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论语>被交流媒介--传教士逐步传往西方,因此,在早期的传播中,其最突出的诠释精神就是基督化倾向.后来,随着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对<论语>翻译与研究的深入,在其传播过程中又表现出另外两种比较突出的诠释精神,即怀疑精神和求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