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身型虎故事的母题阐释──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之二

中国化身型虎故事由两大核心母题构成,即“虎皮”母题和“虎文”母题。其中“虎皮”母题展示了下层文化主体投射在人生旅程中的祈福心理与巫术效应;“虎女”母题则呈显出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的畸要审美和生殖崇拜心理,透视了我国古老文化元素不朽的生命魅力与深远意义。对化身型虎故事的母题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中国虎故事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自然哲学到政治神学的嬗变——试论阴阳五行在先秦的发展

阴阳五行本是我国古老的自然崇拜观念，在春秋时具有了哲学范畴的含义；在战国末期的政治形势下，阴阳五行由自然哲学转变为政治化的五德终始学说。政治化的阴阳五行学说与流行民间的自然崇拜、数术方技结合起来，它是以夸大、扭曲感性经验为特征的传统巫术思维方式为基础的。神学化的阴阳五行对中国秦汉以后两千年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侵染上巫术色彩。     

象征与仪式:彝族民间生殖巫术考察

彝族民间生殖巫术是在彝族生殖崇拜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主要表现为女性及母体崇拜、男根崇拜、性行为崇拜和生育神崇拜等.作为一种"行动的象征","情"与"怵"的双重心态贯穿于生殖巫术的始终,既有仪式的威严,同时在彝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相应的象征功能.     

水族双歌与水族民间崇拜

水族双歌是水族人在生产、生活中创作、演唱、传承的歌谣,反映了水族民间信仰中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巫术崇拜,折射出水族文化的厚重感与多元化。     

论西方通俗小说的社会心理价值

通俗小说与纯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其对社会大众心理愿望的肯定与折射。本文通过从对西方通俗小说诸多类型及其传统母题的分析 ,探讨其对社会大众心理层面的积极影响 ,从而确立通俗小说的社会心理价值     

《山海经》与禹、益神话

《山海经》自古托为夏代之王禹及其臣下益所作。本文依据《尚书》中“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之说,结合《山海经》全书鲜明的命名类物倾向,考索禹、益神话中言灵信仰和法术思维的诸种表现,在治水行为之外归结出巫术性符号行为的重要母题,从而说明作为“巫书”的《山海经》和作为“巫师王”的禹相互依托联类的神话思维背景,并兼论巫咒、禹步等问题。     

国家、鬼神、偏方：多元医疗实践的正当性来源——肾结石病在官南寨

官南寨寨民应对肾结石病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不同医疗实践的正当性基础的可能。现代医疗、鬼神巫术与民间偏方治疗肾结石病的过程中,“国家”权威与“科学”的紧密勾连构成了现代医疗的正当性的来源;民间医生精细地区分了“不科学的”与“不是科学”两种概念,以避免失去正当性;而鬼神巫术则仍可以在本地社会文化结构中找到正当性基础。     

巫术对中国民间崇拜的影响

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时也持久地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即使在现代社会,巫术也仍然以 活的形态存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巫术影响着中国民众民间信仰。巫术的 思维方式使得中国民众把宗教理解成巫术,理解成获取实利的手段,维护着儒家的强势伦理。     

科尔沁地名传说中的英雄与故乡——“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探讨

“风水宝地出英雄”,这是科尔沁地名传说的主要母题之一。这一母题是蒙古族故乡崇拜与英雄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它源于蒙古人“地母”信仰,是蒙古英雄史诗“英雄神奇诞生”母题的传承,他受到了汉、藏文化的滋润,并在近代以来科尔沁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影以及社会环境中发生和日臻成熟起来的。     

西南民族地区赶山鞭型传说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诠释

赶山鞭型传说在西南地区有较集中的流传 ,此型传说大多包含一个禁忌母题。通过对禁忌母题中“鞭、石、猪”三个主要意象符号的文化诠释 ,认识到“鞭赶”乃源自古代祈雨活动中的性崇拜。这一崇拜观念移植到故事文本中 ,便异化为一个禁忌母题     

凋敝乡村的文化出路--贾平凹乡土小说纵论

贾平凹的文化乡土小说经历了乡土文化寻根、现代文明反思到现代乡土社会的新文化建构的探索过程.在形式上,则由写实转向意象化的手法,进而采用民族寓言的文本形式,把乡村的凋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联系起来,展示了知识分子对当下乡村和中华文化价值选择的思维轨迹.     

贾平凹小说的神秘感

贾平凹创造的文学世界变幻无常,扑朔迷离、让人难以捉摸,给读者以强烈的神秘感,阅读他的小说,会被其中描述的各种怪异的事件、神秘的地方和神奇特异的人物深深攫住。对家乡本土民间文化的深刻领悟、生命审美化的人格气质和对西方现代派创作方法的借鉴是其小说颇具神秘感的主要因素。     

地域性语境下的全球化创作——二月河持守地域性创作对于文学发展的意义

在小说艺术全球化的大潮中,二月河持守小说的地域化特色,用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解读了康、雍、乾百年历史;在对具体写作题材的选择处理上,涉笔广泛,场面恢宏,既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掺杂了缠绵绯恻的儿女情长,又在浪漫淫巧的鬼神巫术里宣透着扑朔迷离;俚曲乡音,袅袅绕梁;用通俗的形式鸟瞰历史、关注人生,呈现出一派艺术大家风范。仔细推研其文脉走向,我们发现,这一切都离不开对楚宛浪漫淫巧和河东重实轻名风土文化中宝贵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作者是在对两地风土文化的感悟中梳理文化运行轨迹,激发创作思路和灵感的。作者的创作实践所昭示的独特风采,对于如何在文化全球化的激荡中持守地域性的创作,如何处理好拓展全球视野与总结本土经验的关系,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学术空间。     

试论陕北民歌在路遥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作用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作家,路遥长久以来都亲身感受着陕北民歌深厚的艺术魅力。陕北民歌历练了路遥的心志、陶冶了他的性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路遥小说人物塑造过程中,陕北民歌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写照人物生存境遇、映显人物内心世界、品评人物是非曲直。由于陕北民歌的运用,路遥的小说具有了鲜明的地域印记。     

金庸小说中的复仇母题与爱情

金庸小说复仇母题与爱情的关系,可分出四种类型:1.爱情遭拒,变态复仇;2.利用爱情复仇;3.爱情消解复仇;4.为了爱情而复仇。爱情遭到拒绝后的变态复仇,可见环境对性格影响;利用爱情达到复仇目的,和以爱情消解复仇者心中仇恨,为爱情而复仇,均体现了爱情与人性关系。复仇与爱情相互作用下流动着个体生命体验,即金庸一再强调的"写人"、"写人性"的武侠文学审美理想。在对复仇与爱情关系的重新整合中,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的突破在于,以"反武侠"精神对武侠小说进行了"现代化转换",找寻其中蕴涵的人性启迪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     

汪曾祺小说中的地方（高邮）民俗文化

汪曾祺的很多小说执着地表现了他的家乡高邮,描写了高邮的许多民俗文化,使其小说充满了浓浓的民俗文化韵味。文章力图从他对民间习俗、民间艺人、民间美食、民间作坊的描写来分析他小说中的地方民俗文化。     

祛伪与存真：莫言历史小说的解构策略

莫言的小说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历史观＂,实践了一种解构的叙事策略。在他的小说中,时间与空间已非线性式按部就班的发展模式,而演化了虚构故事的背景;以往所彰显出来的王者视野与庄重风格解构成了民间视角与轻佻叙事;近乎＂神化＂的英雄被拉下神坛,转而由流淌着自然人性的草莽、土匪等人取代。通过以上解构策略,莫言的历史小说实现了历史的祛伪目的,形成了新时期以来历史存真的新认识。     

当代陕北文学中的宗教意识——以高建群小说《大西北三部曲》为例

当代陕北文学与陕北宗教意识水乳交融,难分彼此.陕北宗教信仰民俗对作家高建群有很大的影响.高建群《大西北三部曲》中的宗教意识表现为悲悯意识、神秘色彩、理想坚守.高建群陕北题材的长篇小说中蕴含有浓郁的宗教意识,作家通过对陕北众生相的描写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思考,也表达了作者对陕北文化的礼赞.     

从元杂剧看龙王形象的演化特征

现存元杂剧作品中集中描写龙王形象的并不多,仅见于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和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两部杂剧。其中,作为一水之主的龙神——龙王形象主要以父亲角色出现,二剧共同表现了龙王在儿女婚事上的软弱与无奈,而这样的形象特点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龙王形象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佛典中地位低下的龙王故事的影响,并在其流播过程中与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互相影响、渗透,最终中国化、人格化的结果。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