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权：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行政法的理性选择

当今全球已进入了风险社会。此背景下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选择对于行政法的发展以及实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行政控权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为真正体现行政权的本质、作用、功能,为保障民主制度、保障公民权,我国行政法应该强调控权理论,保证行政权力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行使,并受到法律的监督制约。要使行政执法依法进行,保证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少受侵害,行政控权势在必行。控权理论是风险社会下中国行政法实施的重要理论基础。     

权力清单的行政法构造

目前我国权力清单是由行政系统内部通过行政文件的方式进行构造的,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缺陷。因为它将权力清单作为一个事实行为、内部行为、政策导向来看待。事实上,权力清单是具有严格的行政法属性的,不应当与行政政策相等同。如果仅仅将其处理成一种权宜之计,就会大大降低权力清单在行政法治中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权力清单必须和我国行政法治的完善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修改行政组织法,将行政系统中的综合权限和职能权限予以厘清;对相关部门行政管理法进行修正,针对每一个部门管理将该领域的权力以清单的方式列举出来;制定专门法典,列举相应的权力清单。     

公共危机下行政应急权适用问题研究——以公权与私权冲突为视角

当今社会,行政应急权作为行政主体应对突发事件而适用的一项重要权力,能有效促使社会公共秩序由危机状态向常规状态转变。然而,行政应急权作为危机状态下公共权力的一种暂时性扩张,必然会造成个人权利的相对克减,引发公权与私权的冲突,这是行政应急权的适用困境。在现存法律规范下,合理适用行政应急权不仅要以法律规则的明确规定为依据,还应在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贯彻法律原则的基本精神,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寻求公权与私权的平衡,使行政应急权在法治的道路上运行。     

试论“控权失灵”的成因及对策

构建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需解决"控权失灵"问题。"控权失灵"的原因在于权力主体对于权力的"内部人控制",解决的对策是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正人控权"模式,"管权管事管人",不仅挤压腐败空间,而且挤出腐败收益,从源头上防止利益冲突,从而有效治理权力滥用。     

论政府权力清单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指导意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该“抓好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对清理后保留的职权“应该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编制中存在“权力”归属判断失当、“权力”范围过度扩张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偏离等问题。权力清单的法律边界包括形式上权力依据的有效性与实质上权力转化的合理性两个层面,通过运用合法性控制手段保证政府权力清单的形式要求与实质标准相互统一,有利于实现权力清单的规则之治。权力清单基准法是权力清单中“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权力清单编制包括清单基准法清理与权力分类合成两个阶段,只有完成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才能依据权力清单基准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分类、汇集与合法性审查。建议分别从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四个层次构建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机制,间接实现对政府编制权力清单的立法规制。     

省级政府部门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研究：基于浙江实践的考察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省市县三级统筹设计、梯次推进权力清单的省份,其省级政府部门在实施过程中依照“清权、减权、制权”的基本程序有序推进、逐步做实权力清单制度,有效促进了权力科学有效运行。各项工作体现出多方倒逼,简政放权;全面起底,管理到位;突出服务,便民利民;上下联动,梯次推进的特点。为了使权力清单制度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下一步应构建权力清单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建立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权力运行流程优化机制,并形成以权力清单制度带动其他改革的机制。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质上是行政权力的重新设定和配置,限制规范行政审批权力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法律,法律是最坚实、最稳定的笼子.因此,破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难题,需要引入法治思维,坚持法治原则,运用法治手段.遵循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包括:修改完善以《行政许可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依法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依法规范行政审批权力运行.     

行政程序控权功能之探讨

随着反对权力腐败呼声的高涨，行政程序的控权功能日益凸显，研究并制定行政程序法，便成为我国行政法发展的主流。行政程序的控权功能具有弱化并减少事后救济（包括复议和诉讼）的巨大作用，许多国家实践均予证明。①我国于此尚属空白。据此，本文分析了一些发达国家行政程序控权原因、行政程序控权价值以及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供参考     

在政府控权与行政管理之间：学术创新的路径

大学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中不是惟一的存在实体,它同政府的宏观控权和行政的管理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要协调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保障各种权力的合理配置,特别是要树立权力为学术服务的学术管理理念,克服管理主义将大学复杂的人文运作还原为简单的经济经营,或者是简单的培训部门的错误倾向,从而坚持大学应有的品位和学术信念。在分析政府控权与行政管理如何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创新,回应这些障碍后就如何做到学术创新作些方法上的建议。     

论我国民事执行控权机制的构建

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民事执行权在实际运行当中缺少必要的监督制约。为解决我国民事执行存在“执行难”、“执行乱”问题，应当建立以检察权控制为中心的民事执行控权机制。在民事执行控权机制的制度设计方面，应当针对民事执行权当中的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两类权力，从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两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制度构建。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的缺失与规范

我国目前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在建构过程中还缺少现代的民主理念,而且还存在着“争权”与“滥权”,不同位阶与相同位阶规范相互冲突,制定程序和技术方面缺少必要的规范等问题。为了推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必须从多方面对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体系进行规范与重构。     

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

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论高校行政权力的来源及其优化机制

高校外部行政权力来源于法律授权、职权主体授权和举办者授权,其优化途径是通过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进行治理和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建立各类非营利性的专业同行组织、引入市场机制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高校内部行政权力来源于执行外部行政权力的需要和配置教育资源的需要,其优化途径是建立由专业行政人员和高水平教授共同组成的管理结构。     

生态多元共治模式的法治依赖及其法律表达

生态多元治理模式作为对当前行政监管民主化、公共化的回应,在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上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可以解决当前生态治理中过度依赖环境行政管制而带来的制度困境。生态环境治理需要通过法治保证提供一种稳定高效的利益博弈框架来防范治理陷阱,实现主体间互动合作。生态法律规范体系也应围绕多维分权共治和柔性开放的规则制度体系构建,适时作出调整,以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为法律之经,以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为法律之纬,构建生态法律规范网格体系。     

改善我国大学内部权力关系的基本思路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大学权力结构中的两大核心权力,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我国大学系统的运行状况。本文从提高对我国大学内部权力关系的认识,改革我国大学的行政体制、内部领导体制、内部管理体制,加强我国大学内部权力主体的队伍建设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提出了改善我国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思路与对策。     

行政协调的现实与规范

尽管在行政法学的视野中，行政协调属于内部行政方式，但确立法治主义的行政协调原则，从规范分析进路提出行政协调规范依据，坚持职权法定、程序公正、民主协商、整体政府诸原则已成时代之需。为提高行政协调运行实效，在工作机制与内部程序上亦提出具体建议:完善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优化议事协调机制，建立部门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开发利用在线协调机制，适时引入第三方参与机制，以促进行政协调良性发展。     

实行法治行政 遏制行政腐败

法治行政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服从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法律的最高权威的一种状态。本文探讨法治行政的基本内涵 ,并指出要有效遏制行政腐败 ,必须实行法治行政 ,完善行政法规 ,健全行政体制 ,强化政府行为的监控体系     

制约与监督： 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

法治的根本在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社会权益,而制约与监督是控制权力和保障权益最基本的制度基础。制约与监督具有不同的权力关系和不同的控权功能,准确把握制约与监督在制度和功能上的区别的前提是理解制约与监督不同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传统“强监督-弱制约”的控权模式使制约制度的功能被削弱,监督制度的固有缺陷被放大。唯有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合理设计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结构,建立并完善“制约-监督”均衡的控权制度,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提高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水平。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