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与国企混改效率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国有企业效率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基于2008—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在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企业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国有控股程度对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效率,且相对控股的治理模式比绝对控股更有利于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提升。而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分组检验显示,在垄断行业中,绝对控股的治理模式优于相对控股。进一步分析表明,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效率提升更大。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基于分类治理视角

在引入非国有资本的同时,如何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企业获得创新竞争力,这是国企和民企都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以2009—2018年发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应用非国有股东所拥有的董事会权力作为其发挥治理效应的替代变量,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从国有企业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企业混改实施的效果。结果表明:(1)强化非国有股东"话语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及探索式创新的产出。(2)进行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一般商业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而弱化其利用式创新;对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     

国企改革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及企业绩效

本文采用1998年至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对在此时期通过不同方式进行改革的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改善了企业的经济绩效,但企业控制权的变化对于绩效提升的效果更为明显。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仅仅引入非国有资本有积极作用,而企业控制权的改革对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会更大。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管理效率与创新可持续性

保持企业创新的可持续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具有深远影响。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机制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可持续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高科技行业、营商环境较好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应加强非国有资本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分类分层推进不同行业、不同外部经营环境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优化国有企业治理体制和外部经营环境,从而全面提高企业创新可持续性。     

混合所有制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

以2013年至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可以发挥治理效应，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避税。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都能抑制企业避税；在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抑制避税，而在非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来抑制避税；但是在控股股东绝对控股的企业，混合所有制抑制企业避税的作用显著降低。     

政府控制、“八项规定”与高管薪酬——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16年A股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政府控制力与政策干预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表明,"八项规定"的实施没有有效降低"国有混企"高管货币薪酬总额,而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八项规定"对中央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并没有削弱政策干预的实效,反而将进一步降低"国有混企"高管的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其效果对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更为显著;此外,政府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控制力的减弱将会增强"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要继续落实和贯彻"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区别干预,从根本上防止高管奢靡腐败行为。     

公司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决定的实证分析——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势在必行。而通过资本结构的调整,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最终扩大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收益,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关键。选取2009—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并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通过实证分析最终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的负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约束和战略承诺两种因素的作用,解释了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的差异。建议在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进程中,对于垄断程度越大的行业企业,可理解多地考虑引入民营资本。民营资本的引入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确定最佳的公司负债水平,即提高资产负债率有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国企混改”与企业现金流——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以2008—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非国有股东加入,使股权多元化,但多元化并未对公司治理产生显著影响。而随着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占比的提高,使得混改深化,对内控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现金持有量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了“国企混改”的作用机理,为我国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混合所有制经济性质辨析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问题是一个涉及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十三五"期间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大问题,亟须廓清。混合所有制与股份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是由其资本结构和控股资本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资本结构不同,控股资本的所有制性质不同,其性质自然也就不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具有多样性特征,这决定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对基本经济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国有资本控股为主流。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下股东利益博弈分析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理论探讨的热点。以分权控制理论为基础,构建国有股东、民营股东和监督机构三方的利益博弈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东侵占民营股东的概率受监督机构监督成本和国有股东被监督损失等因素的影响,监督机构选择自主监督国有股东的概率受国有股东侵占行为惩罚力度系数、国有股东侵占额外收益和民营股东诉讼赔偿等因素影响。要加强对国有股东的惩罚力度,发挥好政府的监督作用,增强中小股东权利保障机制,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     

混改破解结构性问题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扩大民营企业的发展舞台，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携手并进，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如今中国，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创新发展持续注入活力，改善了中国的就业和民生，壮大了中国企业，培育了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陷阱和诸多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挑战日渐突出。特别是近期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国内又恰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原来依靠投资和出口的规模扩张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亟须内部再平衡，培育新动能和改造旧动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破解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激发广泛的企业家精神，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与理论探讨

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日益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但经验证据显示,目前对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仍比较谨慎和缓慢。混改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集团公司资产规模大,股权定价困难;国有股东更愿意增持而不是出售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股份;混改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效率观和资源互补观是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逻辑和理论基础。考虑到国有企业性质、功能和层级的不同,未来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基于效率观、资源互补观来分类分层推进。将现有的混改“试点推进”制度改为“负面清单”制度,并且不断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配套披露制度,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基础。     

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是所有制的核心,是"混改"成败的关键。以2016年中国A股上市的238家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并使用PSM法选择配对样本,构建混合所有制、内部控制与产权保护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并没有显著提高产权保护水平,"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均与产权保护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中等"混改"深度和"混改"制衡度更有利于产权保护。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非国有控股股东有更好的制衡效果。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产权保护水平,并在"混改"深度、"混改"制衡度与产权保护作用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文章丰富了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司治理层面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企业融资约束、股权集中与创新效率互动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综合利用了Logit模型、主成分分析,以及DEA方法,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自1990年-2012年1790家上司公司的数据,实证了这些企业融资约束、股权集中与创新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首先,国有企业出于“父爱主义”和“政治偏向性借贷秩序”的思考,使得其缺乏融资约束对创新效率的促进机制,而在民营企业中,融资约束对创新效率的正面影响则较为显著;其次,由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存在,在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与创新效率负相关,而在民营企业中则表现为正相关;再次,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创新的效率也越高,这表明大企业在整合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始终具备优势;最后,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背景,其利润水平不一定与创新效率挂钩,但是对民营企业来说,其利润水平却与创新效率联系密切.     

国有经济制度创新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在吸收现有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国有经济制度创新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英美的公司制度,而是要结合中国国情,经过制度创新,建立具有社会主义内涵的现代企业制度。(2)"产权明晰"并不等于私有化,"私有产权效率论"不仅在理论上有致命的逻辑缺陷,而且与世界范围内的改革实践不相符。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具有很强的理论合理性和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实践可行性。(3)我国国有企业并非一种天然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其大量存在不仅有社会政治基础,而且有很好的经济效率基础,新古典的效率标准难以真正把握国有企业的效率本质。(4)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应当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在中小企业中也有存在的合理基础,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在本质上是企业自主决策和市场选择的产物,政府不宜人为地设定标准。(5)导致对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行错误解读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在理论上没有真正把握国有资本作为资本的本性,在法权上错误地理解了国有资本的最终归属。因此,国有经济需要制度与理论的同时创新。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国有股权的信托行使

股份制改造是我国国企改革的方向.由于国有控股公司等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法利益主体,导致改造后的股份公司的国有股权现行行使方式缺乏内在的利益驱动,也无法完全摆脱行政权力的制约;并且由于在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过于强调国有股的控股地位,吸收非国有资本受到我国当前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的限制,国有股"一股独大"等问题长期困挠着我国的国有公司.通过适当构造,国有股权的信托行使可以克服现有行使方式的弊端,可以为我国以至于其他国家的国企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国进民退”论:数据内外之辨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于,政府与公众都可能会关注不同所有制资本发展的差异。中国当前是否存在大面积的"国进民退"?从数据反映的事实和政府偏好等方面看,中国当前并不存在大面积的"国进民退"现象,即使在个别行业、个别地区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也可以认为是国企在近十多年来与民企、外企的同台竞争中,其内在运行效率、效益被一定程度地激活所致,是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一次主动出击。公众之所以有"国进民退"的认知,主要是由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民间资本在行业进入机会、金融与财税等方面感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地方政府的歧视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政府应逐渐减少对国有资本的保护,放松对民间投资的门槛限制,消除国有正规金融对非国有资本投资企业的歧视,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防止政策"逼退"民间资本。无论政府、学者还是公众,都要树立真正市场经济下的价值标准,对"国企"、"民企"、"外企"不应带有感情和主观的偏向。